作者简介：王东洋，河南鹿邑人，历史学博士，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河洛文化。发表论文50余篇，出版著作4部，主持省部级课题7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
“汉魏石经”概念之正式提出，始于北魏国子祭酒郑道昭上宣武帝疏。北朝史家沿用郑道昭“汉魏石经”之说，并于前冠以“洛阳”二字，从而正式确立“洛阳汉魏石经”之概念。汉魏石经由朝廷下诏刊刻，立于太学，供天下儒生观瞻临摹，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纸质书写材料尚未普及的汉魏时期，汉魏石经起到统一经学、保存文化、宣扬教化的作用。汉魏石经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故引起古今学者持续关注和研究，并在石经版式、文本考订、残字辑录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便利。近年来学界对汉魏石经的自身价值和影响进行了研究，但对洛阳汉魏石经在十六国北朝的作用与影响却关注不够。有鉴于此，本文梳理十六国北朝各政权利用与争夺汉魏石经之史实，探讨汉魏石经与十六国北朝政治演进及文教发展之关系，旨在考察洛阳汉魏石经与魏晋南北朝文化一统的内在逻辑。
一、汉魏石经成为十六国北朝早期汉化的载体和标志
汉魏石经的重要作用是校定儒家经典中的谬误，统一文字，统一经学，并使之易于保存和流传，其立于太学，可视为朝廷为天下儒生及学子颁布的统一的标准的官方钦定教材。西晋永嘉之乱后，洛阳落入少数民族政权之手，汉魏石经的历史命运值得关注。西晋时期“夷狄不足为君论”盛行，该论点宣扬胡人为臣子则可，为帝王则自古未有。五胡首领欲建国称帝，必须敢于冲破“夷狄不足为君论”之魔咒， 寻找新的政治资源，构建其政权合法性的理论基础。重用汉人，学习汉制，就成为摆在少数民族首领面前的紧要任务，而立于太学的汉魏石经遂成为其学习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标志。十六国时期，主要体现在后赵对洛阳石经的利用上。《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上》：
季龙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
需要注意如下几点：其一，“写石经”为魏晋时期常用语言，如曹魏时赵至“年十四，诣洛阳，游太学，遇嵇康于学写石经”。《世说新语》注引嵇绍《赵至叙》谓“时先君在学写石经古文”。《说文》：“写，传置也。”黄生《字诂》云“传此本书，书于他本，亦谓之写”。嵇康游太学见石经，传写其古文，非刻写石经。因此石季龙遣使“写石经”，非刻写石经，而是用纸张或简帛临拓石经，抄录石经。拓写或抄录石经，有利于经学文本的流传，大大方便胡汉文化的交流。其二，《中经》及《中经新簿》为魏晋时期整理皇室所藏图书而编写的目录学著作，其对当时群书进行甲乙丙丁四部分类。《中经》及《中经新簿》数量庞大，“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西晋灭亡后，许多典籍散佚，部分被五胡政权所收藏。其三，“写石经”与“校中经”之关系。后赵石季龙虽曰残暴，但重视儒学，羡慕经学，设置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秘书省收藏不少中经典籍。石季龙遣国子博士去洛阳抄录石经，并以汉魏石经为标准校勘秘书省所藏图书。汉魏石经为朝廷钦定的标准经学，用石经来校对存世文献正是其功能之一。当然，石季龙遣国子祭酒去洛阳抄录石经，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内心长期思虑使然。作为少数民族首领，石季龙对“天王”与“皇帝”的本质区别有着清醒认识，曾说：“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天王”可以靠武力夺取政权，与一般王侯无异；而“皇帝”必须“道合乾坤”和“德协人神”，即兼有“道”与“德”。称帝必须获取天命和民心，否则就是僭逆，石季龙对皇帝名号的认知，代表了五胡首领对汉人传统政治文化的认同。欲获取天命和人心，除主动对应“天子当从东北来”的谶语外，也积极利用汉魏石经。石季龙遣使诣洛阳抄录石经之举，表明汉魏石经已成为后赵乃至十六国学习儒学和汉文化的重要载体，这对于五胡政权由单纯倚重武力征伐而转向武力与文教并重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最终对其政权合法性的宣扬意义重大。
北魏平城时代，皇帝多次巡幸洛阳，观瞻石经，借以表达治国理念。如明元帝拓跋嗣泰常八年（423）外出巡行，“遂至洛阳，观《石经》”。所谓“观”，即恭敬地观看。明元帝“礼爱儒生，好览史传”，其观瞻洛阳汉魏《石经》之举，显然与其对汉文化的看法有关。作为北魏复国英雄拓跋珪之后的第二位皇帝，明元帝观瞻汉魏《石经》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传递其新的治国理念，也暗示拓跋鲜卑必将进一步汉化。洛阳汉魏《石经》，成为北魏明元帝沟通鲜卑现实与汉化理想的桥梁和纽带。明元帝观瞻汉魏石经之举，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北魏平城石经的开刻。明元帝于观瞻石经的当年死去，太武帝拓跋焘即位。太武帝为北魏雄才大略之主，文治武功均可称道，其在位时期曾有石经开刻之事。《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平城）城西三里，刻石写《五经》及其国记，于邺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长丈余，以充用。”北魏在平城将《五经》刻石，成为北魏版本的石经，可谓之“平城石经”。北魏刻石经所需石材，取于石季龙所留邺城的文石屋基，数量较多，尺寸合适。由这些表面刻有文字的“文石屋基”，加之石季龙曾遣使洛阳写石经，可以推测后赵石季龙时曾在邺城做过刻石写经的行为。不过，对于《南齐书》所载北魏所刻平城石经，清代学者颇有质疑。杭世骏即认为“魏太武无刻石经事”，万斯同认为石经为崔浩个人所为，非朝廷之事。二人主要理由是对于刻石写经这一帝王盛事，《魏书》缺载，《南齐书》所载不过是萧子显所听传闻而已。欲解此疑惑，尤其需要注意，与平城石经开刻同时，“国记”也被刻石。所谓“国记”，即道武帝始诏令邓渊所著之《国记》、后经太武帝时崔浩等人续写的《国书》三十卷，记述了拓跋鲜卑早期的历史。“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郄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对此，崔浩“赞成之”。可见，北魏平城石经之内容，乃崔浩所注《五经》，既包括五经原文，也有崔浩的注疏。不过，崔浩刻石之《国记》，因“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而引起国史之狱，崔浩被杀，“浩之姻亲，尽夷其族”。所刻《国记》被毁灭，所刻由己作注之《石经》，自然也在销毁之列。崔浩国史之狱，还造成了北魏史风问题，影响深远。因此，终北魏一代，史家对崔浩所刻石经不再提及，后世遂无从知晓，以致引起清代史家的质疑。
北魏朝廷同意将《五经》及《国记》刻石，显然与鲜卑拓跋对经学和历史的重视有关。北魏太武帝时代已经能够在石头上刻写《五经》，而欲将《五经》刻石，首先要有完整的权威的《五经》文本。这显示出在北魏平城时代，在汉人士族的帮助下，儒家《五经》文本在拓跋鲜卑已得到广泛传播，拓跋鲜卑的汉化程度已经相当深入。当然，北魏平城石经的开凿，既与汉人大族崔浩等人世族政治之理想有关，也与明元帝观瞻洛阳汉魏《石经》有一定联系。崔浩石经碑宽当在四尺左右，其碑制与熹平石经非常接近。平城石经无论形制、还是内容，其开凿均均受到汉魏石经之影响。北魏迁都洛阳前夕，孝文帝也曾观瞻《石经》。《魏书》卷七《高祖纪下》载太和十七年（493）九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趾。……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丁丑，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稽颡于马前，请停南伐，帝乃止。仍定迁都之计。”当时洛阳虽经破乱“而旧三字石经宛然犹在”。孝文帝南伐途中，巡幸洛阳，周游魏晋洛阳城遗迹，又亲临太学，观瞻《石经》。太学遗址矗立的残破石经，向孝文帝无声地诉说着洛阳城昔日的繁华与荣耀，以及曾经的文化辉煌。孝文帝此行感慨万千，向大臣宣示自己的政治理想，发誓要做“修德”之君。洛阳是统一帝国的首选都城，“孝文帝迁都洛阳正是看中了洛阳的政治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对于拓跋鲜卑来说，汉魏石经则是汉文化的代表和象征。可以说，洛阳太学残存的汉魏石经，进一步坚定了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决心。
二、汉魏石经促进北魏洛阳时代儒学文化复兴
北魏洛阳时代，有识大臣充分认识到汉魏石经在政权建构与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多次上奏朝廷，请求校勘、增补汉魏《石经》，汉魏石经仍为天下学子所临摹，对北魏儒学复兴产生积极影响。北魏宣武帝时期，国子祭酒郑道昭上表朝廷，请求重立汉魏石经。《魏书》卷五六《郑羲附弟道昭传》载道昭上表曰：“今国子学堂房粗置，弦诵阙尔。城南太学，汉魏《石经》，丘墟残毁，藜藿芜秽，游儿牧竖，为之叹息，……求重敕尚书、门下，考论营制之模，则五雍可翘立而兴，毁铭可不日而就。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斯有天下者之美业也。”当时国子学房舍简陋，典籍阙如，而城南太学所存汉魏《石经》遗迹，荒废不堪，杂草丛生，令人叹息。郑道昭请求朝廷诏令尚书省、门下省考论、校勘石经，如此则儒学复兴指日可待，并将整理、修复后的石经重新立于京城，藉以宣扬王化，延揽天下学子之心，此乃万世之美业。郑道昭由此正式提出“汉魏石经”之说，表明北魏当时残存石经有东汉熹平石经和曹魏正始石经两种，也包括曹丕《典论》石刻，而这几种石经对鲜卑人所建北魏政权均有重要的价值。郑道昭充分认识到汉魏石经的作用，强烈建议朝廷充分利用汉魏石经的文化价值和象征意义，所谓“树旧经于帝京，播茂范于不朽”。郑道昭所奏尽管不被朝廷采纳，但对北魏君臣重新认识汉魏石经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崔光上表朝廷，奏请校勘、修补石经。《魏书》卷六七《崔光传》载崔光上表曰：
寻石经之作，起自炎刘，继以曹氏《典论》，初乃三百余载，计末向二十纪矣。昔来虽屡经戎乱，犹未大崩侵。如闻往者刺史临州，多构图寺，道俗诸用，稍有发掘，基跖泥灰，或出于此。皇都始迁，尚可补复，军国务殷，遂不存检。……今求遣国子博士一人，堪任干事者，专主周视，驱禁田牧，制其践秽，料阅碑牒所失次第，量厥补缀。
崔光将曹丕《典论》刻石视为石经发展的重要阶段和石经形式。崔光纵论石经发展史，认为石经之作始于东汉熹平石经，曹丕《典论》继其后，这些石经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汉魏石经前后相继，体现了内在的文化传承和学术延续。虽经多次战乱，汉魏石经仍没有出现大的破坏，但在北魏迁洛前后，洛州刺史为建佛寺之需多拆除石块，石经及其文字遭到严重破坏，石经数量减少，文字缺失，周围杂草丛生。即便如此，北魏迁都洛阳时“尚可补复”。有鉴于此，崔光请求派遣博学之国子博士前去巡查，禁止周围肯田和放牧，并对散落石经进行整理、增补。对此，朝廷诏曰：
此乃学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范将来，宪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
北魏朝廷充分认识到汉魏《石经》之作用：所谓“学者之根源”，指汉魏石经的内容为朝廷钦定和认可的儒家经典，也是读书之人求学问道的根据和来源；所谓“不朽之永格”，指汉魏石经这种保存和传承文化的法式和标准，必将长久影响后世。前者突出了汉魏石经具有的典籍保存之功能，后者更突出了其文化传承之作用。北魏朝廷将汉魏石经提高到关乎政权存亡和治乱兴衰的高度，凸显汉魏石经的正统性和神圣性。得到朝廷允许，崔光“乃令国子博士李郁与助教韩神固、刘燮等勘校石经，其残缺者，计料石功，并字多少，欲补治之”，可惜其后因政局混乱而没能实施。尽管上述郑道昭和崔光上疏朝廷之建议，没有真正付诸实施，但汉魏石经之残石对迁都洛阳后的北魏文教发展仍起着重要引领作用。北魏末年，张景仁为儿童时，“在洛京，曾诣国学摹《石经》”。由此可知，经过校勘与修补，时至北魏末年，汉魏石经仍矗立在北魏国子学前，供天下学子临摹学习，此功能如同汉魏时期石经立于太学引起天下学子临摹一样。
三、汉魏石经成为北朝后期争夺正统的符号与象征
北齐、北周和隋前期为宣扬正统，发展文教，竞相展开对汉魏石经的争夺。汉魏石经随着政治重心的变动而迁转：北齐时期由洛阳迁至邺城，北周时期由邺城迁至洛阳，隋时由洛阳迁至长安。在南北朝对峙的大背景下，汉魏石经遂成为各政权标榜正统和争夺合法性的文化符号。获取汉魏石经，如同获取天命，获取人心，对于本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宣传，对于其文教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北魏分裂后，东魏与西魏展开了激烈争斗，其中既有军事征伐，也有政治与文化争夺。《魏书》卷一二《孝静纪》：“（武定四年）八月，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报德寺”：“武定四年，大将军迁《石经》于邺。”由此可见，孝静帝武定四年（546），高欢令人将汉魏《石经》迁至邺城，这一方面有重振文化的考虑，另一方面有政治上争夺正统的考虑。邺城为东魏首都，实际掌权者大将军高欢将霸府建在晋阳，形成事实上的两都制（邺—晋阳），这一体制为北齐所继承。北齐建立后，高洋和高演两位皇帝先后下诏将石经安置于学馆。《北齐书》卷四《文宣纪》：
（天保元年）八月，诏郡国修立黉序，广延髦俊，敦述儒风。其国子学生亦仰依旧铨补，服膺师说，研习《礼经》。往者文襄皇帝所运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即宜移置学馆，依次修立。
《北史》卷七《齐本纪》：
（皇建元年）又诏国子寺可备立官属，依旧置生，讲习经典，岁时考试。其文襄帝所运石经，宜即施列于学馆。外州大学，亦仰典司，勤加督课。
北齐承北魏设置国子寺，掌管天下教育。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550），即高洋称帝当年，为发展学校教育，振兴儒学，诏令将昔日文襄皇帝（即高澄）从洛阳迁移的东汉熹平石经52枚，依序安放于国子学馆，供儒生学习。由“蔡邕石经”可知，此为东汉熹平石经。皇建元年（560）八月，即高演即位之时，为发展儒学、讲习经典之需，再次诏令将文襄皇帝所运熹平石经安放于国子学馆。北齐两位皇帝即位之初，均高度重视石经的作用，诏令安置石经于学馆。上引诸文献，可注意者有三：其一，《魏书》与《洛阳伽蓝记》均载高欢当政时“移洛阳汉魏《石经》于邺”，而《北齐书》与《北史》却载迁转石经者是文襄皇帝高澄，《资治通鉴》也谓高澄迁洛阳石经于邺。史载不一，难道高欢和高澄先后两次迁转《石经》了吗？据刘汝霖推测，《北齐书·文宣帝纪》和《孝昭帝纪》皆云文襄帝高澄转运石经，大概高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四年命令转移石经，但当时战争频仍，迁转石经没能立即实施；高欢死后，才由高澄完成高欢迁转石经之愿望。其二，《魏书》载“洛阳汉魏《石经》”，而《北齐书》载仅为“蔡邕石经五十二枚”。另据《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后魏之末，齐神武执政，自洛阳徙于邺都，行至河阳，值岸崩，遂没于水。其得至邺者，不盈太半。”对此，顾炎武认为：“按《水经注》、《伽蓝记》所列碑数，东二十五，西四十八，共七十三枚，而《北齐书》所纪在邺者五十二枚，则不过失其二十一枚耳，未至于不盈大半也。”马衡认为，当日高氏迁邺者或只有汉石经而不包括魏石经，《北齐书》所言尚有52枚亦不可信。高澄通过水路转运洛阳石经，遇河岸崩溃，不少石经坠入水中，即便如此，到达邺城者仍达52枚。熹平石经总数为46枚，显然52枚石经中也包括其他石经，而非仅为熹平石经。高澄所运这批石经，定包括多种汉魏石经。其三，国子学生欲“服膺师说”，首先要有标准权威的版本或教材，而汉魏石经恰具备这个功能。中国儒或教材，而汉魏石经恰具备这个功能。中国儒学传承的特点，重视家学和师承关系。纠正谬误，正本清源，朝廷钦定，立于太学，这本是汉魏石经开刻之目的，也是儒学统一的重要途径。高氏迁移洛阳汉魏石经至邺城，立于中央学馆，这对于北齐儒学发展、汉魏文化传承、南北朝文化融合，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北周武帝灭北齐后，旧都洛阳纳入北周版图，周宣帝大象元年（579），诏令将石经由北齐旧都邺城迁回洛阳。《周书》卷七《宣帝纪》：“辛卯，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所谓“邺城石经”，即昔日东魏、北齐从洛阳迁移的汉魏石经。这些石经本来存放于洛阳，现在又重新被迁移至洛阳。周宣帝认识到洛阳的地位，诏令邺城石经迁回洛阳后，征发关东多州民众，修复洛阳城，建立洛阳宫，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称“东京六府”，进一步恢复洛阳地位。周宣帝迁转北齐邺城石经之举，既有振兴学术的实际意义，也有宣示政权合法性的象征意义。隋文帝开皇六年，汉魏石经又被从洛阳移至长安。《隋书》卷七五《儒林·刘焯传》：“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洛阳石经几经周转，损坏严重，文字多磨灭不清，隋文帝遂敕令刘焯等人考定石经。此次迁运洛阳石经，包括时存多部汉魏石经。不过，《隋书·经籍志一》却另有记载：“隋开皇六年，又自邺京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缉。立于学，寻属隋乱，事遂寝废，营造之司，因用为柱础。”其后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谓“隋开皇六年，又自邺载入长安，置于秘书内省，议欲补葺”，则隋文帝迁徙汉魏石经的路线是由邺城至长安，而非由洛阳至长安。那么，开皇六年迁至长安之汉魏石经，究竟源于何地？由上引《周书·宣帝纪》“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和《隋书·刘焯传》“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记载可知，周宣帝诏令石经从邺城迁回洛阳，则邺城不应继续存有石经，隋文帝开皇六年所迁石经确实源出洛阳。《封氏闻见记》所云“自邺载入长安”之说有误，显然系沿袭前引《隋书·经籍志一》之误。顾炎武认为，《隋书·经籍一》“失载周大象元年徙洛阳一节，史书之疎也，《刘焯传》言自洛阳运至京师者为信”。另外，对于汉魏石经迁转至长安，曾有学者表示怀疑。如马衡认为史载汉魏石经两次迁徙，其终点在长安，但是后世发现残石均在洛阳原址，而长安无所闻，着实让人怀疑。但是1957年在西安出土的魏石经残石上有“始二年三”字样，可以推知是“正始二年”“三体”石经，据此可知隋文帝开皇六年确曾迁转汉魏石经至长安。汉魏石经迁至长安，至唐后期遂有“西京石经”之说。所谓西京石经，即隋文帝开皇六年由洛阳运至长安的汉魏石经。汉魏石经几经周转，至唐代后期，西京之石经遭到破坏，成为市场可以用重金购买的货物，其命运令人扼腕叹息。
四、汉魏石经促进南北文化交融与文化认同
南北文化交融与文化认同的重要前提是文字的统一，而汉魏石经对中国古文字的规范与统一产生了重要影响。熹平石经的镌刻是我国书法史上的创举，正始石经因用古文、篆、隶三种书体刻成，又称《三体石经》或《三字石经》，更对文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众所周知，秦始皇焚书，古文灭绝，造成文化上的重大损失，西汉时鲁壁藏书重见天日，但科斗文世人多不能识，后藏书于秘府，普通士人无法看到。《三国志》卷二一《刘劭传》注引《文章叙录》载西晋卫恒《四体书势》，其序“古文”曰：
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
正始三字石经，古文、隶书、篆书三种文字互相对照，有利于梳理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轨迹。曹魏初年邯郸淳演习古文，广为流传，但正始三字石经所用古文，偏离邯郸淳之法，遂成后世古文正法，并沿着这条路径进一步规范古文书写，流传天下。北魏宣武帝延昌三年，江式上表朝廷，纵论中国文字发展史。《魏书》卷九一《艺术·江式传》：
又建《三字石经》于汉碑之西，其文蔚炳，三体复宣。校之《说文》，篆隶大同，而古字少异。……辄求撰集古来文字，以许慎《说文》为主，爰采孔氏《尚书》、《五经》音注、……《三字石经》、《字林》、《韵集》、诸赋文字有六书之谊者，皆以次类编联，文无复重，纠为一部。
江式指出《三字石经》的重要贡献是“三体复宣”，即篆书、隶书和古文书一并呈现，相互对照，并可用三字石经与《说文》相对校，发现篆书、隶书大体相同，而古文少异，由此可以考察中国文字的发展演变轨迹。江式宣誓继承父祖之业，奏请“撰集古来文字”，撰写综合性的字典《古今文字》。文字为文化之载体，字典之编撰意义重大。该字典以《说文》为蓝本，同时参考借鉴了当时流传的多种字书，《三字石经》也是其参考文本之一，由此可见三字石经对北魏文字学及文化发展之影响。汉魏石经立于旧都洛阳，东晋南朝偏安江南，无法迁转汉魏石经，但汉魏石经对其并非没有影响。永嘉之乱后，北人大量南迁，其中有多人曾在太学求学，目睹汉魏石经，甚至抄录石经文本，因此东晋君臣和一般士大夫对于汉魏石经是熟悉的。南朝士人对于汉魏石经也不陌生，如萧梁保存多卷汉魏石经之拓本。《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
《一字石经周易》一卷（梁有三卷）、《一字石经尚书》六卷（梁有《今字石经郑氏尚书》八卷，亡）、《一字石经鲁诗》六卷（梁有《毛诗》二卷，亡）、……《一字石经春秋》一卷（梁有一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梁有二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梁有十三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由此可见：其一，由隋志在每种石经下均标注卷数（若干卷表示纸质拓本的数量）可以看出汉魏石经对于南北传拓及印刷术之影响。马衡认为，《隋书·经籍志一》所载《一字石经》若干卷，《三字石经》若干卷，则为秘府相承传拓之本，“拓石之法盖始于石经，发明时期当在六朝，自后宋时发见汉魏残石，传拓之外，往往覆刻”。石经的出现引导捶拓方法的发明，“而捶拓技术恰恰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儒家太学石经是雕版印刷术的源头之一，在书籍发展过程中为书籍装帧提供了借鉴。中国古代书写材料由石刻转向纸张，印刷方式大体经历“石经—传拓—雕版印刷”诸阶段，在这一伟大转变历程中，汉魏石经功不可没。其二，隋志明载萧梁保存卷数，以及亡佚情况。萧梁保存某些石经卷数超过北方，说明汉魏石经拓本曾大量传入南朝，并在萧梁保存较好，而这可能与梁武帝重视文教的统治政策有关。梁武帝博学多识，颇为自负，在经、史、子、集和佛学各方面均有研究。梁武帝进行官制、礼制改革，以与北朝争夺正统，就连东魏高欢也感慨“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梁武帝重视文教，招引士人，必然重视汉魏石经，以与北朝争夺正统。当然，汉魏石经在南北朝均有大量拓本流传，有利于南北朝经学统一和文化认同。北朝精通五经之人，被冠于“石经”称号，这是南北时人均认可的赞誉。如《魏书》卷五五《刘芳传》：
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祖宴群臣于华林，……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
按，汉代所造熹平石经，乃一字石经，非三字石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王肃自建邺北奔。不久就与北魏刘芳论辩有关礼仪，这场辩论实际上是南北朝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北魏刘芳因儒学功底深厚，博学多闻，学者若有疑多向其咨询，而被时人赞为“刘石经”。王肃对刘芳大为赞赏，赞同北人所论，也赞之为“刘石经”，显示出南北朝对“石经”称谓的一致认同。再如陆乂，“于《五经》最精熟，馆中谓之石经。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对，有陆乂。’”陆乂精通《五经》，被人赞为“陆石经”，可与《五经》文本相对校。
汉魏石经立于太学，供儒生后学观瞻学习，若有文献方面的疑难问题，必以石经为标准。石经为官方钦定的标准，用于核对查询。“刘石经”和“陆石经”之称谓，反映了南北朝对石经文化的认可，也标志着北朝儒学文化的复兴。北朝儒学大家被冠以“石经”称号，在北朝社会形成了浓厚的石经文化氛围，而这种氛围对于北朝儒学复兴与发展是十分有利的。汉魏石经对于南北朝文化融合与文化认同，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五、汉魏石经规范隋唐书学教育之发展
汉魏石经对隋唐教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如下：其一，《三字石经》成为唐代“书学”教育之专业。《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国子监”：
书学博士二人，学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官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为生者。以《石经》、《说文》、《字林》为专业，余字书兼习之。《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
唐代国子监为中央教育管理机构，下辖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其中后三者属专门教育。按，《旧唐书》所引《石经》即《新唐书》所谓《石经三体》，也就是曹魏三字石经。理由如下：两唐书均先谓《石经》，再说《说文》和《字林》，顺序完全对应；唐开成石经开凿较晚，且字体乖谬，素为名儒轻视；唐代国子监“书学”博士，以《石经》等为专业，教授生徒，所引《石经》应指用三种文字书写的《三字石经》。唐代将《三字石经》作为国子监所辖“书学”之专业，且规定三年内修完。研修时间超过《说文》和《字林》，足见《三字石经》在书学教育中的地位。唐宋时期之古、籀文字，“溯此体之源，当自三字石经始矣”。《三字石经》既是唐代官学教育（书学）之专业和钦定教材，也是未来科举考试（书学）的科目之一。
其二，汉魏石经成为唐代“小学”之教材。“小学”包括文字学、声韵学及训诂学等，在隋唐可谓之“字学”。《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一》谓“相承传拓之本”，加上“秦帝刻石”，成为唐初“小学”之教材，其中包括：“《一字石经周易》一卷、……《一字石经论语》一卷、《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三字石经尚书》九卷、《三字石经尚书》五卷、《三字石经春秋》三卷。”钱大昕认为，隋书经籍志载一字、三字石经，“其编次，一字在三字之前，是一字为汉刻，三字为魏刻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字石经典论》一卷”之书写，表明隋志认为曹丕《典论》亦为汉魏石经之一种。由此可知，《隋书·经籍志一》所云《一字石经》指熹平石经和《典论》石经，《三字石经》指正始石经。《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明确列举“小学”书目：
《今字石经易篆》三卷；《今字石经尚书》五卷；《今字石经郑玄尚书》八卷；《三字石经尚书古篆》三卷；……《三字石经左传古篆书》十三卷；《今字石经左传经》十卷；《今字石经公羊传》九卷；《今字石经论语》二卷。
清代学者侯康于《补三国艺文志》中认为“唐志所云今字者，皆一字，盖指隶书一体也”，而《隋书·经籍志一》所云“一字石经”主要指熹平石经。两唐书所云“今字石经”，仍指熹平石经，所谓“三字石经”，即曹魏正始石经。由汉至唐，跨越时空，历经战乱，但以汉魏石经为载体所保存的儒家文本、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成为唐代发展文教事业的重要基础。
六、结 语
十六国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所建，其早期社会发展程度较低，文化较为落后，汉化成为其不可避免的选择。相对于以汉魏文化正统自居的南朝，十六国北朝尤其需要学习汉人的典籍和文化。洛阳汉魏石经作为汉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象征，具有不可估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对十六国北朝统治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或派人抄写，或亲自观瞻，或奏请重立，或校勘修补。十六国北朝统治者由最初的武力杀戮转为重视儒学和人文教化，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汉魏石经的作用不容忽视。北齐、周和隋为宣扬正统，发展文教，展开对汉魏石经的激烈争夺。洛阳汉魏石经随着政权重心的变动而移动，由洛阳至邺城，由邺城至洛阳，再由洛阳至长安。汉魏石经在北朝后期的历史命运，凸显出汉魏石经的政治与文化价值。洛阳汉魏石经成为北朝儒学复兴与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成为各政权争夺正统的重要文化象征。总之，洛阳汉魏石经的持续开刻，不仅预示着当时儒学文化的复兴和繁荣，而且彰显汉魏石经在文化一统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洛阳汉魏石经见证了十六国北朝的政治演进、民族融合和文教发展的过程，其流转经历了国家由“统一”至“分裂”，再由“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洛阳汉魏石经对于十六国北朝的汉化改革和文教发展，对于北朝隋唐文字之发展方向，对于南北朝文化交流和融合，进而对于南北民众心理及胡汉文化认同，均起到重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并对隋唐书学教育之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原刊《河洛学研究》第一辑，2022年5月。】
感谢王东洋老师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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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汤文蕊
审核：杨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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