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作为我国公共文化政策实践领域*权威的年度研究成果之一，主要反映了近年来我国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文艺院团等公共文化行业的*进展，对基层文化单位的体制改革、服务创新、发展绩效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做了个案剖析和解读，可以为文化管理者、文化理论研究者和基层文化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作者简介
傅才武，男，1966年生，湖北崇阳人，博士后，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2007年被授予武汉大学优秀博士后称号。1989～2004年先后在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文物局从事研究工作。2004～2008年先后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产业研究所所长、湖北长江出版集团战略研究所所长、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2015年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主任。2015年3月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文化管理、公共文化政策、文化产业战略与规划。
陈庚，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讲师，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产业、公共文化事业及文化财政等领域的研究。
目 录
总报告
2016～2017年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观察报告【傅才武 郭 阳 魏 冀】／001
调查报告
中国社区居民公共文化参与的内容偏好研究【孙 颖 陈 庚】／016
中国城镇社区居民公共文化参与探析
——基于我国17个省市51个社区居民的调查分析【涂 岑 蔡武进】／031
场景理论范式下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效用表征分析
——以湖北省黄冈市2镇4村为例【陈 波 刘 波】／042
理论研究
英国遗产彩票基金会运作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杨 光 唐 斌】／056
2015年度重庆市免费开放博物馆运行绩效评估报告【谢 硕】／069
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研究——以重庆市为例【牟元义 田 城】／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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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序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文化行业改革发展的不断提速，一系列作用于公共文化领域、文化产业领域、对外文化交流领域的文化政策密集出台，在保障公民文化权利、推动文化改革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发挥更加显著的作用。在获得文化政策红利的同时，相关文化决策机构及研究机构也面临着不断检视政策效应、观测政策执行效果、完善健全政策体系的历史性任务。但如何检视政策效应，谁来评价，采取何种手段和方式评价，这一系列问题不同程度地体现了文化行业部门和研究机构在文化政策研究和制定过程中的困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整合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量，建设一批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一批具有专业优势的思想库，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信息化建设”，为文化决策部门和高校研究机构完善相应的专门性研究指明了实施路径。
2012年，在文化部财务司和财政部教科文司的直接支持和领导下，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启动了“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以下简称“实验基地”）建设，拟在东中西部地区选择100家文化政策观察点，覆盖省、市、县、乡镇四级文化机构。该项目通过在全国范围内遴选一批有代表性的文化事业单位和文化企业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构成我国公共文化事业领域与文化产业领域的实证观察研究网络。实验基地建设采用“政策研究 基层实践 效用评价”的模式，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观察国家文化政策绩效的视角。相关部门和高校下大力气进行实验基地的建设，旨在从学术和实证研究的双重角度检视和优化国家文化政策的设计和执行过程，为国家财政文化主管部门提供政策决策的理论依据，推动文化政策在实验基地先试先行，同时为文化行业部门对接基层需求、凝练重大问题、解决实际问题提供一种研究和观察通道。
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转型和国家经济文明、政治文明、文化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社会环境下，文化作为一种战略性力量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价值逐步显现。特别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的确立，对文化政策的设计和执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公共政策产生更高的政策效用。实验基地的设立，对于观察当前我国文化改革发展的微观过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建立了中央财政文化部门与基层文化机构的信息沟通渠道。通过创新政府、高校、基层文化机构的合作机制，形成公共文化政策研究的信息体系，可以疏通理论联系实际的信息传播与反馈渠道，便于政府和研究机构直接从实践一线了解和获取当前文化体制改革、文化政策实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最新动态，及时掌握我国文化建设领域的新变化，为公共文化政策的制定和修订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以理论创新推动文化行业的改革发展。
第二，有望成为国家文化政策先试先行的试验田。实验基地设计的一个重要职能是能够承担文化政策试验的责任。一项文化政策从制定到执行要有一个较长的周期，同时，政策的执行也要经过实践的检验。利用实验基地的先行试验功能，为国家政策的出台提供经验，有利于减少文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也有利于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政策效应的评估，建立政策制定、执行与修正的快速反应机制，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也将会极大地提高文化政策执行的效果。
第三，有利于建立一条基层文化机构表达文化政策诉求的“通路”。在中国，文化机构设置复杂、体系庞大，尽管基层文化机构规模大、影响面广，但由于存在因层级而产生的信息传达功能性障碍，广大的基层文化单位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仍较为微弱，他们的诉求难以得到完整和对称性的传达。实验基地的设立，以及基于实验基地年度数据的《中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观察报告》的编辑出版，为基层文化机构提供了向相关决策层面传达信息、表达政策需求的平台。
第四，代表了当前人文社会领域研究模式的创新。从研究层面说，设立实验基地并由此联通政府、研究机构和基层文化单位，可使理论研究和行动研究相融合，这种模式是新形势下建设国家专业型新型智库的基础，也是2012年教育部关于在全国高校设立“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本意。实验基地的设计布局，涵盖了我国各类文化事业机构与文化企业，可形成供高校和政府有关部门进行长期观察的公共文化政策研究网络；同时以高校科研机构为桥梁，连接了政府主管部门与基层文化单位，有利于形成文化领域理论研究对接实践需求的有效通道，是高校积极参与决策咨询，主动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充分发挥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一种路径创新。
截至2017年，武汉大学国家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已发展到100家，涵盖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群艺馆）、文化站、剧团、“非遗”中心、文化企业和艺术研究机构等不同类型的文化机构。为发挥这些实验基地在文化政策制定、执行和优化中的作用，武汉大学国家文化财政政策研究基地以这100家实验基地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行业发展态势，结集各类文章汇编成《中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观察报告》，从行业观察、理论探讨、案例研究的层面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展现当前国家文化政策主导下公共文化行业及基层文化机构的生存与发展现状、改革创新成就和基层文化工作者对公共文化机构发展的理论思考。《中国公共文化政策研究实验基地观察报告》将以年度系列的方式出版，以期建立政府相关行业部门、高校及其他研究机构观察中国基层文化单位改革与发展过程的一个“微观窗口”。
是为序。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