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2月26日，武汉美术馆馆长樊枫在美术馆中庭揭开了全国重点美术馆的牌匾，这座前身为汉口金城银行的古典廊柱式老建筑迎来了它的国家级重点美术馆时代。武汉美术馆究竟凭借怎样的优势在全国美术馆中脱颖而出？在步入国家级重点美术馆后，武汉美术馆又会有哪些不同策略？作为地方美术馆，它的探索是否也体现出美术馆新的发展方向和趋势？
“美术馆就像积淀文化的漏斗，一个地方美术馆不可能去做像中国美术馆所做的事情，而是要把地域文化梳理好，做出影响力。武汉美术馆就是把发生在武汉地域上的事情用图像记录下来，这其中既有美术史的梳理，还有文化图像的梳理，美术馆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图像档案，有了档案的支撑才能找到武汉这座城市的自信，并且发现武汉和其他城市的差别，这样才能把地域文化做强。”樊枫说。
对地方文化进行梳理，寻找城市的文化记忆，武汉美术馆自2008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之后，所做的工作似乎都在围绕着武汉这座城市做文章，在定位明确的基础上，周而复始地持续推进自主策划的学术品牌展览，无疑树立起了这座新型市级美术馆最值得称道的品牌影响力。
实践探索好于纸上谈兵
美术文化周刊：不久前，武汉美术馆曾组织专家委员会的画家去江西婺源采风写生，并且美术馆的员工也参加了，这在美术馆界是不多见的。此举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樊枫：这次婺源写生，一是希望美术馆的员工能够感悟生活、感悟绘画。如果美术馆人对生活和艺术本体的链接理解得很含糊，那在做策展推广时，难免有些隔靴搔痒。所以需要他们直接面对生活，直接进入绘画，这种创作上的体验能帮助美术馆人从源头抓起，指导他们下一步的工作。
二是加强与美术馆专家委员会的联系和交流，为他们提供一种能更好地介入美术馆的工作方式，同时希望他们的写生创作能对美术馆人产生影响。我们把专家委员会所有的专家都请来，包括冷军、肖丰、刘寿祥、罗斌、王心耀等，看这些艺术家是怎样从生活中找到艺术的表达方式。比如，作品中为何会出现有些场景，为什么用这种艺术手法，如此才能在观摩过程中逐渐建立对艺术价值的评估判断。总之，当美术馆人缺乏判断的能力时，先去实践、去感受，肯定比纸上谈兵好。写生活动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带一些人去体验生活、感知艺术、感受物象与艺术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它会带来一种更深层的体验，这种体验会相应提高我们的文艺水平，提高我们艺术梳理的能力。
美术馆需要“两种人才”
美术文化周刊：美术馆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对艺术做价值评估，美术馆的价值评估和画廊有何区别？
樊枫：现在的艺术价值评估很乱，因为没有评估体系，究竟谁说了算，大家往往各抒己见，这就需要重新梳理，需要有水平、有把控力的策展人。艺术家有创造艺术的权利和能力，策展人则可以自由地链接艺术家的作品。美术馆需要学术的链接、美术评论的链接，决不能一味地跟着市场走。美术馆除了判断什么样的画会受到社会关注，还要判断什么样的画会受到历史关注。只有将学术梳理、展览策划、公教推广这几方面相链接才能形成美术馆的力量。画廊是做商务推广的，而美术馆是做人文推广，它要给人一种价值观的引导。现在美术馆最缺乏对新的艺术创造的发现，这种发现应该不带个人利益，而是纯公益性的，这就需要具有宽泛视野的策展人，但现在的策展人大都很浮躁，很多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而且商务活动繁多，所以很难考察到新的艺术群体，最后就只能去画廊发现艺术家了。
美术文化周刊：在美术馆的人才创新方面，你有何切身体会？
樊枫：我觉得美术馆需要两种人才，一种是特别能策划的，也就是能想的；另一种是能执行的，能够把想法付诸实践的。如果将这两种人组合，美术馆人才构成就丰富了。
美术馆的实践本身就带有艺术性，我经常说“行政中有艺术，艺术中有行政”，这是一种互动的关系。比如，一场公共教育活动，如果仅仅是推广一个展览，那谁都会做。但我们馆的公教活动都有自己的精心策划，比如此前“把城市画在地铁里”的公教活动、“水彩画全国美展”的公教活动、“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公教活动等。尤其是“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公教，我们意识到不可能长期做下去，就把该活动移交给了残联，由我们去做指导。美术馆是创造性机构，要不断刷新思维，美术馆的公教活动应该和其他领域的活动同步，现在公教活动的思路大大打开了，远远不是展厅呈现几幅画的问题，往往精彩的部分是作品背后引发的故事，能够引发世界的爱，引发大家对美的关注，引发对另外一种角度思维的关注，这样的公教活动才会达到很好的目的。当然，美术馆一定要区分哪些是有关美术馆的社会学，这就需要员工具备一种素质，需要在工作中找到一种感觉，否则这件事民政局能做，电视台能做，群艺馆也能做，就没有界限了。我们一定要做美术馆应该做的事，要和美学的审美方式有关联，这样才有意思。
我国美术馆还未进入“研究状态”
美术文化周刊：挂牌“全国重点美术馆”后，在学术创新、制度管理、人才建设方面有何新举措？
樊枫：评上“全国重点美术馆”，无疑被赋予了更多的希望和要求，一方面要把过去已有的东西尽可能做扎实，另一方面要谋求发展。评上重点美术馆后，立刻凸显出两个问题，一是员工素质有待提高，二是要保住人才。现在我们馆共有45人，其中30多人是聘用制，工资待遇都不高。因此，目前最实际的就是要提高员工的待遇，提高员工的素质，要留住有能力的员工。现在民营美术馆很多，用高薪挖走很多人才，美术馆无形中成了培训基地。所以，我们一是积极提高待遇，二是深化管理制度。现在馆长对美术馆的影响还仅仅停留在个人的影响力上，其实，美术馆馆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影响就是应该建立一套非常完善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而且要让后任还能沿着这套制度继续前行。美术馆的制度是一点点完善的，我们一直在做制度的完善，一定要把责任分清，一个管理机构最容易出问题的地方就是链接部分，我们就面临这个问题的改善。
在收藏经费的改善方面，过去武汉美术馆每年的收藏经费只有300万元，但利用展厅资源收取了不少作品，以展代收，这条路还能走多远，这取决于美术馆的威望，威望越高，这种展厅资源的运用才会越强大。在学术上，我们想通过创办一个刊物来提高我们的学术品位，来体现美术馆对价值评估的态度，这样的价值评估平台很可能为美术馆的成长带来好处。但这不能只是在一片区域自己评估自己，还要拿到更高、更大的平台让大家共同关注。美术馆不光要注重美术的问题，还要注重人类文化的问题，这样才能引发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语境，才会形成大的文化生态，才能做得扎实。
美术文化周刊：武汉美术馆在对外辐射的实践中有什么难点？国外美术馆的发展道路能否借鉴？
樊枫：美术馆对外的辐射，包括和艺术家、策展人的联系，包括学术平台的建立，但目前武汉美术馆在这方面还是精力不够，疲于事务性的工作，很难做到从容应对。
中国的美术馆结构和国外的美术馆不一样，国外是因为有经典的美术作品而产生美术馆，在此基础上留几个流动展厅做新的活动来补充美术馆的固定藏品陈列，而中国的美术馆由于长期陈列的作品不够经典，没有达到足够吸引人的状态，于是要不断策划新展，不断引进人才，而且美术馆是公共服务平台，需要有一定数量的观众，中国的美术馆显然还没有进入一种研究状态。所以说，国外的美术馆是带有吸引研究人员的目的，而中国的美术馆基本上还处于一种吸引大众的水平上，这种状态应该在什么时段转换还需要进一步考证。
另外，美术馆对长期陈列也要有深刻评估，究竟哪些作品应该拿出来，哪些对历史有积极作用，这都需要评估，所以不能完全参照国外，需要走自己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