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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三十】开国元帅——朱总司令之“身无片伤”

时间:2021-05-24来源: 郑州党史网 作者:admin 点击:

朱德神话

1916年,朱德在纳溪战役中,朱德率领部队采取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得北洋军溃不成军,显示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朱德的名字从此威震敌胆。人们都说,当时泸州、叙府一带流传着一首民谣:“黄拒盖,廖毛瑟。金朱支队惹不得。”“黄拒盖”指的是护国军黄永忠支队,他们用的是老式拒盖枪。“廖毛瑟”指是的护国军廖月江支队,用的是毛瑟枪。“金朱支队”指的是金汉鼎支队和朱德支队,战斗力最强,能征惯战,是惹不得的。这首歌谣直到今天仍在人民群众中传诵。

同年,朱德带领部队转移到永宁河的山地里。一次战斗中,他率领部队与敌人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战斗结束,一团人只剩下六个连。只好躲进了一个山窝,四面都是敌人。士兵们早已跑得疲惫不堪,突然在山坎上发现了一间茅草房,就赶到里面休息。朱德坐在一个墙角处。突然,一颗炮弹打进房子里来,一声巨响之后,房子在火光中坍塌了。房子里的士兵无一生还,只有朱德幸免于难。朱德顾不上弹去身上的灰土,向外一看,发现有十几个营的敌军正向这个地方围上来。再看一眼地形,周围尽是山谷、密林、田地,地形错综复杂。他当机立断把部队带进一个山沟里隐蔽起来,准备夜里突围。但他不是消极等待天黑,而是派人乔装改扮,戴上斗笠,装成在稻田捉鱼的农民,悄悄地把稻田里的水放干,使夜间突围时能够加快速度。天一黑,他就带领士兵出了山沟,踏着晒干的田地突围了出去。

1930年1月,红军为了保存实力,从永新城撤出,上了七溪岭,敌人以为红军势单力薄,向七溪岭发起猛攻。朱德号召战士们奋勇杀敌,一定要一鼓作气,压倒敌人。只见他举着一面大旗,下命令说:“人在阵地在,子弹打光了就上刺刀,用梭镖,坚决把敌人打下去!”然后,一跃而起,身先士卒,手提机关枪冒着雨点儿一样的子弹带头冲向敌人。经过一场激战,红军取得了胜利。这时,大家发现朱德的军帽上被子弹打了两个窟窿,个个倒抽凉气,他却憨憨一笑说:“有窟窿的帽子,戴在头上正好透气呢!”

红军长征途中的1935年,在土城,朱德到彭雪枫部队部署第二天的战斗任务,回部队时经过一道山岭。正走着,一个卫士突然发现前面有敌情。朱德用望远镜一看,果然黑压压一片敌军,这时他身边只有一个排。幸亏红五师及时赶到,于是就展开火力攻击。天黑后,敌人控制了制高点,把红军压在山脚下。在这紧急万分的形势下,我军三次反冲锋都被敌人打下来,朱德集中兵力,下决心做最后一次冲击。不料敌人由三面压上来,冲击再次遭受挫折,部队只好退了下来。这时已是午夜,朱德躲在一处山坳里,敌人冲到了面前,子弹在他头上炸出火花,炮弹在人群中爆炸,火光照亮了他的脸,弹片却没损伤他的毫毛。

另一次,在风水山,敌人放过走在朱德前面的警卫营,突然从两面高山上向沟内发出猛烈射击,那么窄的一条山沟,子弹打得朱德脚底下的泥土纷飞喷溅,部队迅速组织了一次冲锋压倒敌人,才杀出一条血路。最危急的一次,前后左右都是敌人,实在是想不出突围的方法了,在半山上一个农家茅草棚里,朱德已经准备点燃火柴烧掉随身的重要文件了,谁知奇兵突现,再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延安时,朱德到处走动,经常不带护卫和武器,战士们视他为神明,农民们说他是千里眼,能够看透远处的东西;有人说他是会法术,不但能够在敌人面前放起烟幕遁走,甚至可以在空中腾云驾雾,致使那些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的敌手胆战心惊,畏之如虎。

1938年2月25日,朱德带领八路军总部的少数人员,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一带,突然与从东面进攻临汾的一大股日本侵略军遭遇了。开始交战时,日本侵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队伍,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知道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

“朱德?……少数警卫部队?”日本军司令官听说遇上了赫赫有名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又惊又喜,急忙问他的侦察队长:“朱德现在哪里?”

“在古县镇指挥作战。”

日本军司令官趴到地图前一看,找到“古县”后,立即发出命令派出飞机,要把古县炸平。

一个小时后,十几架日本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轮番轰炸。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本军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日本军华北司令部立即向全世界公布:共产党的八路军总司令和他的司令部已被消灭,大日本皇军占领华北以至全中国,已经指日可待了。

日本侵略军这样一宣扬,震动了国内外。国内许多爱国人士纷纷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打听虚实。国外不少友好人士,也给当地党所领导的《新华日报》社发来电报,询问:“朱德将军有无危险?”

当时太行山区的不少军民,看到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又听到了八路军总部和朱总司令遇难的种种传说,大家都坐立不安。有的人站在高山顶上,望着日寇飞机轰炸的地方气愤地咒骂“日本强盗”。也有人安慰大家:“先不要着慌,等打听清楚了再说。咱们的朱总司令身经百战,过去多少次遇到危险,常常能逢凶化吉。我就不相信这一回会受日本鬼子的暗算。”有人为了证实朱总司令的神通广大,列举了朱总司令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的许多遇难脱险的故事。

正当大家为朱总司令的安危担忧的时候,前线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本兵还在半路上被堵截着,不能前进一步的消息。朱总司令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大家的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本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为了抓着战机,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却做梦也没想到,就在他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总司令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象牵住一头野牛,使日寇既不能前进,又不能施展威力,只能在原地扑腾。

自此之后,朱德更是成了刀枪不入、战无不胜的神话人物,令民众见之胆壮,令敌人闻之丧魂失魄。

“游击博士”的雅号

1938年的一天,在一片松林中,八路军司令部的一些军事参谋们围绕着“迂回”、“包围”、“进攻”、“防守”等战略战术问题进行着热烈的讨论。一个个滔滔不绝,远自滑铁卢会战、凡尔登战役、布哈拉战役,近至徐州会战、保卫武汉,简直无所不及。听着大家的议论,朱德也不插言,让大家尽量把话说完。

待大家说的差不多了,朱德对大家说:“同志们,刚才大家的发言很热烈,也很有理论水平,可是我要提醒同志们,讲问题应该抓住中心,一切事情都应该辩证地去了解,时代环境、客观条件不同,任何军事理论都不能机械地当公式来学习。我们的武器军事装备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不同,研究别人只能作为参考,只有那些不怕打败仗的笨家伙们,才会一成不变地去搬用外国的军事理论。我们要研究的是适合中国的地域、历史、风俗、人情,在中国几十年战斗中所研究、总结出来的战斗经验。辩证地理解和处理军事问题,要重点研究游击战术,研究怎样建立敌后根据地,去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

讲到最后,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运用游击战术呢?世界上只有我们才可以称为游击博士。”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朱德本人首先就是“游击博士”的优秀导师。曾经和朱德并肩战斗过的刘伯承元帅评价朱德说:“他是一个很有朝气的人,我认为这是做军人的一个根本条件。”

海伦·福斯特在《红色中国内幕》评价说:“朱德和当代中国许多著名的军界要员不同,他不是日本、俄国或德国的留学生(此处说法有误,朱德早年曾去德国和俄国学习过军事理论)。他的经验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内地的民族土壤之中,他熟悉中国南北的山川地势和风土人情。正因为如此,他得到了士兵们的充分信任及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朱德最拿手的游击战术正是他能够左右逢源、绝处逢生且逢凶化吉的重要秘诀之一,然而这样一种秘诀他又是如何到手的呢?这位“游击博士”导师本人又是怎样起家的呢?

十六字秘诀

1911年,朱德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领兵攻破云南总督衙门,立下了战功。1913年夏天,他被调到云南陆军第一师担任营长。同年秋,他的部队奉命开赴云南边疆,任务是平定经常骚扰边境的匪乱。部队驻扎在蒙自、个旧一带。这里崇山峻岭、瘴气弥漫、环境十分险恶。土匪出没无常。朱德知道,这帮匪徒熟门熟路,想要制服他们是不容易的。于是,他带着几个人整天满山遍野地跑,观察地形,访问百姓,主要是为了摸清土匪活动规律。他结合以往学过的军事理论,反复研究敌情,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对付这帮变化多端的匪徒。在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不断实践,丰富着经验,终于总结出“秘密,迅速,化整为零,声东击西,忽南忽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一套与众不同的战法,这就是流动游击战术最初的版本。

朱德在运用这种战术时深深体会到,游击战必须依靠群众,若没有广大群众的支持,成功是无望的。因此,他一方面强调部队内部长官应当爱护士兵,禁止打骂和体罚。另一方面,他又强调部队必须严守纪律,不得侵犯群众利益。

这些办法和他的特殊战术相结合,很快平定了边境的骚乱。

以后,从云南到四川,又从四川到云南,朱德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1916年,蔡锷为声讨袁世凯复辟称帝,指挥护国军在泸州纳溪地区和北洋军激战。棉花坡阵地上,双方拚命反复争夺。朱德率领护国军的三个连,顶住北洋军整整一个旅的轮番进攻。敌人枪多弹足,炮弹象雨点般倾泻山头,松树几乎被全部击倒在地,击落的松针达数寸厚。可是朱德稳如泰山,始终固守阵地。他是从来不赞成死打硬拚的,于危难中总能找出解脱的办法。他让士兵们在战壕前摆上一排排石头,每块石头上都扣上护国军的大檐帽,北洋军果然上了当,对着战壕不停地用炮轰,用机枪扫射,白白耗费了大量弹药、朱德命令部队以逸待劳,让敌人打个够,然后发起反击。把张敬尧的第七师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纳溪这一仗,朱德不仅守住阵地,还采取了出奇制胜、以少胜多、猛攻急追、速战速决的战术打败了敌人。从此,他的威名四扬。由于功勋卓著,他很快升任护国军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旅长。

朱德当旅长后,奉命镇守泸州。这里的匪患也是远近闻名。这些土匪全是北洋军的散兵游勇和土生土长的流氓地痞。他们官匪勾结,四出抢掠,祸害乡里,气焰极盛。朱德根据在蒙自取得的经验,通过周密调查,充分发动群众,又一次用他的流动游击战术有力地打击了匪徒的器张气焰。在军事打击的同时,他还采取政治攻心的办法,采取了“歼首要,赦胁从,缴械投降者免死,仍给枪械”的政策。只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帮土匪就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彻底土崩瓦解了。

这时候的朱德已是川中名将。四川军阀刘湘,为了网罗人才,用给朱德一个师长的位置请他加入川军,朱德拒绝了。后来回顾这件事时他说:“刘湘之所以叫我当师长,是因为我的独特战术已经打出了名声和威风。我用来击败敌人的是流动游击战术。这种战术主要得自我在中国和法属印支那的边境线上驻军时,同蛮子和土匪作战的经验。我从自己与土匪的散兵游勇作战的艰苦经历中获得的这种战术,具有特殊的价值。当然我把这种游击战经验同我从书本上和学校里学到的知识结合起来了。我带兵的特点是:我本人身强力壮,所以能和士兵们一起生活,与他们密切接触,从而得到了他们的信任。不论战斗大小,我事先都要查看地形,精心计划。因为细心处理问题、亲自领导部队,我的战术通常是成功的。我总要从不同的角度观察敌人的阵地。我同老百姓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而获得了不少帮助。”(《红色中国内幕》)

后来,朱德在国外求学,仍念念不忘打仗的事。在德国,他回忆说:“我那时旅行还带有军事的眼光,不论走到哪里,一想就想到‘这儿要是打起仗来该怎么办?’,于是脑子里慢慢地就布置起来了。”几年后,朱德从德国来到莫斯科,进入一个短期训练班专学军事。讲课的人是有游击战的实际经验的。朱德在训练班当了队长。苏联教官只是讲一些战术原则。朱德给学员具体讲解小部队如何同大部队作战,如何骚扰敌人,讲战术上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以及如何侦察等。教官还讲苏联内战时期游击战的经验。这些对于朱德来说,是最熟悉不过的了。所以在学员中数他领会得最深最好。曾有人称赞说:“朱德不是从表面而是从本质上真正懂得什么是游击战。”有一次,苏联教官问朱德回国后怎样领兵打仗,他回答说:“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队伍上山。可见,游击战的思想早已深深植根于朱德的心田。当他后来带领起义军上井冈山打游击的时候,真好比是如鱼得水、得其所哉!

朱德曾言:“中国的土匪和地主制度一向是互为依存的,地主制度造成了贫困和无知,因此农民往往每年至少有一个时期去当土匪。”在井冈山时,朱德走遍了整个山区,勘察地形和防御工事,与当地农民领袖王佐和袁文才谈话,他们对他讲起土匪朱老聋子的故事。

老聋子说过“你用不着知道怎样打仗,只要知道怎样包围敌人就行了。”他们按照朱老聋子的话办事,井冈山在他们这一生中从未被攻破过,尽管他们手中的武器非常原始,甚至还有弓箭。朱德说:“我学了朱老聋子的很多战术,国民党军队完全采用经常见到的日本军事战术,永远以一路纵队前进,前有前卫,旁有侧翼。除了这些,他们就什么都不懂了。可是我们分成了小股的快速部队,进入他们的后卫和侧翼,把他们切成几片。这种战术并没有什么秘密。任何人都可以学会,军阀们后来也想用来对付我们,他们却失败了。因为游击战术不但需要熟知战斗地区的地形,还要有老百姓的支持。”1928年5月至6月,朱德亲自指挥红军三打永新,三战三捷,他和毛泽东一起打开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新局面。当时他用以克敌制胜的法宝,不是别的,正是流动游击战术。一篇题为《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文章写道:“前任白军军官,在自愿投入中国苏维埃区以后,常惊叹说,他们生平才第一次遇见这样一位指挥员,具有战略上这样敏锐的才智。敌军的器械精良而充足,而他与敌军作战,决定理论上最复杂的军事任务,却极容易,极高明,也极清楚。”这样评价是完全合乎实际的。没有这种军事家的雄才胆略和大智大勇,也就没有朱德身无片伤的今天。

抗日战争中,朱德和国民党将领龙云曾同乘一架飞机去南京开会。

在机上,他们谈论起战略战术问题。龙云认为游击战术对内可以,用来打日本,恐怕不行。朱德则侃侃而谈,先谈了正规军在正面作战的作用和必要性,最后说:“共产党有正规军,也有游击兵团。我们的游击大军,将以华北、东北、东南的敌战区为大战场。游击大军,集散迅速,兵员众多,要十万有十万,要百万有百万,将使敌寇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打国际战有什么不行?”这一席话说得对方连连点头称是。

朱德后来将他在平定匪乱的战场中实验出来的游击战术归纳为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有人曾认为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一位老同志回忆,朱、毛井冈山会师不久,在1928年5月中旬,他亲自听宛希先说,朱军长有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朱德自己从来不谈他的贡献。他只是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

根据我们在上文中讲的情况,说朱德最早提出十六字决,似乎言之有据,比较可信。毛泽东军事思想作为我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朱德自然也有一份贡献。

农民相貌的护身符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写道:“在社交场合,朱将军象一头猫一样,沉着、自在。他在任何时候都是个可以混杂在农民集市里的人。在那里,人们可以出售蔬菜,闲话家常。他浑身上下,从平凡的面貌到行动,都是个农民的样子。”(《伟大的道路》)我们在文章中也说过,不仅老百姓和战士常常误认他为“老伙夫”,就是追踪他的敌人也不止一次把他当作“伙夫头”。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蒋介石在各个村子里贴出告示。告示说:凡交来朱德首级者,赏洋二万五千元。朱德看后,没有撕掉,而是让人取来一支笔,在告示上面用大字写上:“凡交来蒋介石脑袋者,赏洋一元。”朱德的乐观和无所畏惧固然因为他有智谋,有胆略,有人民大众作坚强后盾,然而从客观上讲,他的“伙夫装扮”也象一层保护色,一种迷彩服,多次使他虎口脱险,死里逃生。

1928年12月,朱德率领部队在资兴驻扎,敌人闻讯来抓朱德。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朱德见逃不脱敌人的包围,便走进一家祠堂的厨房,随手拉了一条围裙系在腰上,敌人冲进来就问:“你们的总司令在哪里?”朱德指指身后:“在后面。”

敌人又问:“你是干什么的?”朱德干脆地回答:“我是伙夫。”

但几个敌人仍有些不放心,把这“伙夫”拉到灯下上下打量了一番,见他穿得破破烂烂,胡子老长,真是一副伙夫样。于是信以为真,便急忙到后面搜索。朱德趁机打开窗子,逃之夭夭。

1929年2月,国民党刘士毅部乘黑夜包围了红四军军部。此时,朱德的妻子伍若兰要朱德先走,随部队突围,自己掩护,朱德不肯扔下妻子不管,正在争执之时,房门“哗啦”一声被踢开,十几个敌人端着枪,气势汹汹冲了进来。伍若兰迅速夺过朱德手中的枪,随即故意对冲进来的敌兵呵斥说:“你们不在前边打仗,跑到我屋里来干什么?”说着,回头对站在一边的朱德大声命令:“老伙夫!还不出去打一桶水来给军长洗脸!”朱德“唔”了一声,点头答了个“是”,抽身欲走。一个瘦猴模样的家伙用枪拦住朱德,另一个敌兵用枪口对准伍若兰,第三个敌人旋即夺下伍若兰手里的驳壳枪。

“他是你们什么人?”敌人逼问道。

“他是我和朱德的伙夫!”伍若兰异常镇静地答道。敌兵见朱德满脸胡须、身着普通士兵装束,觉得不象当大官的样子,也就将注意力转向伍若兰:“妈的!朱德睡在哪里?”此刻,朱德乘机提着一只小桶走出房门。

“他在后边那间屋里睡觉。”敌兵为抢头功,争相往里边那间屋冲去,伍若兰扭身飞奔出房门,飞也似的朝村外跑去,由于她当时身怀有孕,加上一颗流弹射穿她的脚踝,不幸被敌人抓获。1929年2月8日,伍若兰英勇就义,敌人还将其头颅解送长沙示众。

伍若兰的死是朱德终身的一个遗憾和隐痛。然而,如若不是不起眼的普通相貌和装束作护身符,即使有伍若兰的机智勇敢,朱德也难以脱身。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伙夫式的形象特征再一次帮助他逃脱了危难和火海。

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朱德的平易近人,与士兵打成一片,不仅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潜在的护身符。

1928年以后,朱德和毛泽东就有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为此,外国报纸和国民党的报道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把他们并称为一人“赤匪匪首朱毛”、“土匪头目朱毛”,把红军叫做“朱毛军”。从井冈山会师的那一刻起,他们两人及其军队(即毛泽东指挥的小型农民军和朱德指挥的高举反蒋旗帜的国民革命军)便浑然成为一体,好象同一身体上的两只臂膀,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经过军事整编,朱德当选为军长,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委员。从此,被誉为“朱毛军”的共产党武装力量便成了驰骋在中国土地上所向披糜的一支队伍,而朱德、毛泽东也成为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

在长时间的并肩战斗和密切合作过程中,二者的关系也是比较微妙的。

朱德与毛泽东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是农民出身,具有中国农民固有的毅力,富有实践精神,对工作都有旺盛的精力,两人身上都有一种农民情结。战争年代,两人都身无片伤,没有患过大病。两人都有过无数的传说,报纸上分别报道过各自死亡的消息。两个人都不愿谈自己的身世,两人性格中都有幽默的一面等。

然而两个人又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比朱德年轻七岁,在理论知识和总结革命经验方面要胜过朱德。朱德在实践方面占的比重大一些,他首先是军队的组织者和实际的指挥者。毛泽东则是中国革命最大的理论家。朱德混在农民群中不引人注目,毛泽东则仿佛万绿丛中一点红,有一种难言的风度。

朱德身上的农民情结没有成为一种负担,反而使他贴近农民群众,形成一种精神寄托;毛泽东身上的农民情结则使他受累,隐入一种封建性个人崇拜的迷雾之中。

史沫特莱曾以敏锐的洞察力谈及朱德与毛泽东的异同之处,她说毛泽东“是一个文笔具有雷霆万钧之力、观察深刻的作家——一个政治鼓动家、军事理论家,并且时常赋诗填词”。从风采与气质两方面来看,朱德比毛泽东更象农民。两个人都坦率爽直,和他们所出身的农民一样,讲究实际,但毛泽东基本上还是知识分子,他那与常人不同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始终考虑着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

毛泽东一方面具有女性的敏锐观察力和直觉力,另一方面也具有斩钉截铁的男子汉所有的一切自信心和果断力。两个人都勇敢倔强,坚韧不拔。这些特点在朱德尤为显著,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朱德的性格存在着一种奇特的矛盾:“在他刚强的外表里,蕴藏着极度的谦恭。这种谦恭的作风并不仅仅出于他贫苦的农民家庭出身,出于他作为一个农民对有文化有学问的人的敬重,也许还因为他做了多年军阀,不自觉地产生了以赎前愆之感。”(《伟大的道路》)毛泽东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曾起过领导作用,朱德则处在运动的外围,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参加了共产党的创建工作,朱德在壮年时期才加人中国共产党。当朱德第一次见陈独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陈独秀曾因为朱德参加过护国军而拒绝了他的请求。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朱德,并且问他: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一种绝望的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阶级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象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失望地听着,不发一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

后来,朱德痛苦的回忆说:“那些日子真难过,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作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象个罪人。”朱德正是带着这种心理创伤去外国寻求真理的。

有一张1929年给朱德拍的照片,一连人围坐在地上,大家将步枪夹在膝头中间,仰起脸听他讲话。朱德正站在圈子中心,头上未戴帽子,光头,穿着一条短裤和一件敞襟的农民布褂,露出胸膛。两腿光光的,脚上是一双绳鞋。他还是那种习惯性的站法,两腿分开,双手交叉在背后,满脸轻松的表情。这是他和战士们打成一片的典型镜头。然而,又有谁能够透过朱德满脸轻松的表情看到其背后隐藏着一颗不为人理解的孤独之心呢?在朱德极度谦恭的性格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深的自卑感和负疚感,虽然这种自卑与负疚在后人看来或者从客观上来讲是多余的,完全没有必要,但是它们深藏在朱德的内心深处,挥之不去,隐隐作痛,于是就形成了他性格中谦虚、忍让甚至软弱的一面。

海伦·福斯特写道:“如果没有‘朱毛’这两位天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将是不可想象的。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视朱毛为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火热的战斗之心——这给了他一生的动力。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条最高的原则,原因之一就在于朱德对政治领导的忠实与服从。从朱毛直到全体军官和政委之间都没有任何勾心斗角的行动。朱毛的合作不但不存在冲突,而且是相辅相成的。无论哪个方面,朱德都没有政治野心。他能听从命令,因而也能发布命令——在革命军队的领导中,这是很有意义的素质。朱德的宝贵品格众所周知。

他这种性格源于他的谦虚,而他的谦虚又源于他独具有的坚强意识与坦然正直。”(《红色中国内幕》)一山不容二虎,如果朱德不是那么谦虚、没有政治野心,那么其后果也将是不可想象的。

1935年8月,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在会上,朱德察觉到张国焘的一些错误思想,曾同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嘱咐朱德对张国焘须加小心警惕。后来,张国焘策划召开了所谓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实际上是围攻斗争朱德,迫他表态、写文章、发表声明反对党中央和反对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在这个会上,朱德坦然自若,坚定沉着,任他们怎么斗、怎么骂,他总是一言不发,埋头看书,就如后来他的一位战友说他象“不沉的航空母舰”。等到他们斗完、骂完,他才义正词严地说:“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举了手的。我不能写文章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拥护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的。”他还幽默地说:“朱毛、朱毛,人家外国人都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哪有朱反对毛的?”最后表示:“你张国焘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绝对割不断我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张国焘又威胁朱德:“你既然主张北上,那你就离开部队北上好了。”朱德看穿他们的阴谋:“我是党派来的,我不能离开部队。”他明白,倘若离队,很可能遭暗害。十月上旬,张国焘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并封给朱德“中央委员”等职。朱德坚决反对:“我是总司令,不能反对中央,不能当你这个‘中央委员’。你要搞,我不赞成。我按党员的规矩保留意见,仍以总司令的名义做革命工作。”

张国焘就变换手法,监视并迫害朱德,故意纵容一些人闹事,抢朱德乘坐的牲口。甚至有两天不给朱德及身边人员打饭吃。朱德临危不惧,打电报给党中央,揭穿张国焘的阴谋和野心。朱德到达陕北保安,向毛泽东谈起同张国焘斗争经过时,毛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

遵义会议后,朱德赋诗日:“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高低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其意思也就是他在井冈山时期对红军领导干部说的“毛委员有办法。红军离不开毛委员”。后来他又曾谦逊地说:“我这个人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跑跑龙套,打好旗子。”这些都表明朱德处处信赖和尊重毛泽东,维护毛的领导,保护毛的安全。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际,朱德已是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但对林彪这样想无限扩张自己权力的人,无疑仍是一种障碍,他也难免成为攻击的对象。1966年5月,康生在上层领导中有意说,朱德是空头总司令,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能入党,他还恶意中伤道:“我劝朱德的诗不要写了,那种诗是在厕所中写的。”

年底,江青对戚本禹说:“过去讲朱毛、朱毛,那是假的,真的是朱反毛,朱德是大野心家。”1967年1月中下旬,朱德的家被抄。

196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吴法宪秉承林彪的旨意,在小组会上当着朱德的面诽谤、侮辱朱德说:“朱总司令,你在井冈山上怎样反对毛主席的,讲给我们听一听,教育我们。你当了一辈子总司令,实际指挥打仗的都是毛主席。因而你是个黑司令,不是红司令。”对于朱德的这些诬陷、打击,使一个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难以承受了。

由于年龄和体力的原因,本来就不太过问国事的朱德更加沉默了。对于朱德,毛泽东一直是保护的。在一次会上,毛泽东对朱德说:“我开始说你是红司令,中间说你是红司令,现在还说你是红司令。”林彪等人在北京组织各种群众成立“批朱联络站”,准备在1967年2月10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万人“批朱大会”,扬言把朱德拉到现场批斗。

毛泽东得知后指出:“朱德同志是红司令,如果要开批判会,我就出席作陪。”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他们又策划不选朱德进政治局。

毛泽东又说“朱毛是联在一起的”,坚持把朱德选进了政治局。林彪、“四人帮”连朱德这样一个沉默的老人都不肯放过,足见其心狠手辣。然而,朱德的沉默似有丰富的内涵。有两则政治笑语为证:王洪文当了副主席,有一天,去看望朱老总,朱老总对他那妄自为尊的神情无以言表,瞄了他一眼,用拐杖指指天,又戳戳地,没有言语。王洪文嚼不出滋味来,便去找邓小平,邓小平答到,“这还不明白,是说你不知天高地厚。”

又有一天,王洪文去找朱老总,朱老总对王洪文的狂妄自大冷若冰霜。忽然,他要王洪文把桌上的一个鸡蛋立起来。王洪文苦思冥想无能为力,讪讪而走。为此,王洪文又去找邓小平。邓小平拿过鸡蛋说着“容易、容易”,便使劲往桌上一磕,鸡蛋立住了。王洪文大惊失色,叫道:“怎么把鸡蛋打破了?!”邓小平漫不经心的答曰:“不破不立,这不就立住了?”

由此看来,朱德虽年事已高,但仍以沉默的方式表现对林彪等野心家的抗议,而这种沉默本身是否也包含着对毛泽东晚年独断、多疑和一意孤行之做法的一种善意的规劝或消极的抵制呢?伟人已逝,留下永久的沉默,这或许是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个无法破译的哑谜。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9月9日,比他年轻七岁的毛泽东也追随他而去。两人辞世时间相隔如此近,不仅给朱毛关系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也使我们又一次想起“朱毛”为一人的传说……

来源:郑州党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