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有幸就读于洛阳师范专科学校。三十年来，每每提及起师专，即使是不经意的片言或零星的琐事，也像条件反射似的浮现出连篇累牍的回忆，那如舌添橄榄满口清香的爽朗，那如心力衰竭者注射强心针后的万端感慨，真似泛舟洞庭“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食堂 礼堂

万事吃为先，先说饭堂吧。开学报到那天，学校给新生每人发了三十一斤粮票和十七块五角钱。我就没敢问其中的名堂和多寡，生怕一问，窗台那边的老师会收回或收回一部分。就象在路边捡到了大钱包，狐疑着、偷偷地乐着，跟着一个高个子同学去换饭票。

食堂的菜品少说也有三、四种，能叫上名字的和叫不上名字的都有，一盆又一盆，顺次摆放着。刚刚出笼的馒头，又大又白，冒着热气，弥散在厨房内，透过打饭的窗口把甜香味散发到窗外同学们的舌尖和咽喉。两毛钱以上的肉菜，我是吃不起的。好在食堂不常有，勾起馋虫、经受诱惑的机会不多。烧土豆，一毛五分钱，我还能承受得了。每每隔上几天，稍微下点决心，买上一份，好好享受一次。那时，我们用的大都是铁瓷碗。除了耐摔打，用不坏，还有心照不宣的原因：碗壁薄，外观小容积大。师傅按标准量打饭到碗里，自己也觉得少了点，自然会下意识再加一勺半勺的。这样，我们总是用一份的饭票，吃上一份多的饭菜，心里美滋滋的。经过修正的一份烧土豆足有多半碗那么多。经过厨师的烹饪，发白的硬实的土豆块变得柔软、鲜嫩，还带着点酱色的微黄，粘稠的菜汁上飘着片片油花。别说吃，就是看一眼，也是很享受的。我先啃一口白蒸馍，抄一筷子烧土豆放进嘴里。土豆和馒头在牙齿的咀嚼和嘴巴的磨合下，发出“叭叽、叭叽”的摩擦声。开始，我担心下个月没有这钱和粮票，每顿饭只吃一个馒头。和着烧土豆吃完这个馒头后，总觉意犹未尽，特别是看见别的同学腮帮子一鼓一鼓地，吃得嘴角流油，就会冒着下顿挨饿的危险，再去买一个馒头。不过，这个馒头的吃法和上一个是不同的。掰一块醮一醮烧土豆的菜汁，再放到嘴里，待到最后那一块，先往自己的两个嘴角上抹两下，再放到嘴里。馍菜吃完后，把另一个铁瓷碗里的米汤倒进菜碗，用筷子一搅，端起汤碗，仰起脖，张开嘴，一饮而尽。当知道学校每月按时发放那钱和粮票时，便一有烧土豆，就买上三个馒头了。

打饭排队的间隙也有乐趣。勺子和铁锅的碰击声，勺子和铁碗的摩擦声，筷子对着铁碗的敲打声，以及各种问候、吆喝、吵闹，奏成一曲“锅碗瓢盆交响曲”。如果运气好，还能看到印象更深的场面。排在后排的老生、或刚从操场上下来饿得前心贴后心的“捣蛋男”们，三五结群突然往前用力既推又涌，把原来站在前面的同学挤出队列，或者干脆径直走到窗口，塞进饭票和铁碗。当你恼羞成怒，准备大发雷霆时，猛一扭头，叫你倒吸一口凉气。但见那“捣蛋男”满脸汗珠，湿透的背心紧贴着前胸后脊，一手端着热汽蒸腾的铁碗，一手攥着筷子根，筷子那头扎着四、五个馒头，象糖葫芦串一样，从打饭的窗口走来，点着头、笑嘻嘻的。是满意今天的饭菜，是得意自己蛮横直接的举动，还是弥补刚才失礼的歉意？总之，刚刚的激愤会被这突兀其来的场景巅覆：一个头脑不简单，四肢更发达的家伙，惹不起。算了，还有更馋的“死鬼”。

说起吃饭，还得说一说粗粮。学校规定，粮票的百分之七十兑换细粮票，百分之三十兑换粗粮票。粗粮是什么？肯定是高中时几乎顿顿吃的难以下咽的玉米糊糊，或者是我从小已经吃得胃发酸的红薯。后来才发现，那粗粮却是黄豆、面包等等。黄豆，放些盐巴在锅里煮一煮，再放些调味品，香香的、咸咸的，既可以做主食又可以当菜吃，比起孔乙己的茴香豆还好吃，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百吃不厌的美食。那面包，不知如何做出来的，黄灿灿、软绵绵的，底部焦焦的、脆脆的，有时还往下渗出些青亮亮的黄油。我那时百思而不解：人说细粮比粗粮好吃，可这粗粮咋比大米白面还好吃呢？莫非弄错了？或者是学校优待我们读师范的学生？我怕说出来被别人小瞧，把这满怀的疑惑一直埋藏到现在。总之，我觉得占了天下最大的光，像又一次捡到了大钱包。

说是食堂，其实并没有饭桌和坐凳，大厅内空空如也。三餐过后，便是礼堂。难怪开饭的喧嚣过后，常常显得十分庄重和肃穆。新生入学、毕业生离校、每个学期的返校和放假、师生大会以及学界名流、文坛巨擘的讲座，都在这里举行。

学满五车的鸿儒们，经常解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大政方针，宣传党的十二大精神，畅谈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坚定了我们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奋斗的决心。曾经在老山前线抵御外侮、浴血奋战的铁军英雄，结合自己的经历，感悟学习文化、掌握科技的重要，鞭策着我们摈弃“六十分万岁”，立志像中国女排姑娘一样为“振兴中华”奋勇拼搏。学贯中西、才高八斗的名校教授博导们，有的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思维绵密，有的观点偏颇，但论据充分、推理严谨，有的语言犀利、辞藻华美，凡此种种，带领我们进入文学的殿堂，穿越文坛时空，鉴赏艺海珍珠，大大激发了学习语言文学的兴趣。当然，在这个礼堂里作报告的也不全是“知识分子”。有些领导大概和我们一样大的时候，扛枪保家卫国了，没有从容读书的幸运。他们讲起来，就没有多少文采，甚至语塞磕巴，土话和洋腔混杂，常常叫人忍俊不禁。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我们，往往把这作为饭后的谈资和开胃的笑料。现在想来，词采不济，浅显易懂、更接地气，充其量是没有当时听觉的愉悦，一样是叫人向善、向上、向好的正能量。我们是多么的傻气和幼稚呀！

到礼堂听报告，刚开始需要班干部的催促和监督，几次过后，便有了兴致，三五人一群，一簇一簇的，说笑着，自带着折叠凳子，从宿舍、从教室、从阳光里、从树荫下、从花丛中涌来，就像来免费享受烧土豆一样。

教室 寝室

上课的教室是固定的，先在学校最东边那座红瓦房的二楼东侧，后移至最西边的一栋单面三层楼的一楼。东边是安静的，在高大的法国梧桐树浓荫蔽护下，更显得静穆和安详，安静得天天听到几百米外铁军战士们的操练声。西边靠近洛龙公路（后改为龙门大道），汽车的喇叭声和学校大门周边出出进进的喧闹，常常鼓噪着耳膜。这些为略显呆板的课堂氛围，平添了活泼的亮色。教室内，黑板、单人课桌和搬来搬去的折叠凳，没有厚厚的书本，也没有一摞一摞的作业。听课也很自由，认真听的、专心记的、学习其他课程的、阅读名著名篇的、忙着给别人回信的，都有，不过，眉目传情、起哄捣乱的可绝对没有。就说记笔记吧，老师也不甚要求，基本上凭兴趣和爱好。留的作业也不多，需要动手写的更少，有限的作业大都是阅读中外名家名著。难道对文科生就是这种教学方法，用启发和诱导的办法，在宽松和自由的环境下，培养学生的求知兴趣？还是老师自有高招，绝对有把握，在潜移默化中，引领学生发奋读书？不管怎么样，这正中了我的下怀。

其实，在教室里还有更惬意的事，那就是：天天都能听到喜欢的老师讲的喜欢的课。

王敏之老师教秦汉文学，虽年近退休，做起学问来仍然相当投入。国庆三十五周年大阅兵那天，我和卢耀华同学去他家蹭电视看。我们本想着老师会看电视或者休息什么的，还想着他会很仔细讲讲阅兵有关知识，就像讲庄子的《逍遥游》样认真和有趣。结果呢，他就在我俩进门、出门时简单打个招呼，其他时间一直在离电视不到三米的书桌旁写教案。难怪老先生经常教育我们“书山有路勤为径”，要像司马迁那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和王敏之老师相比，朱秉章老师年龄更大。从上楼的神态看，真有点气喘吁吁和老态龙钟。不过，老先生在讲台上一开讲，便声如洪钟，似乎成了精力充沛的中年人。他总是把讲台上的靠椅放在一边，站着讲课，并且这一讲就是连续讲两节科。他对宋词抑扬顿挫的节律很有研究，也总是十分恰当地运用到课堂中。随着他声调的高低起伏、腔调的急促舒缓，我们的喜怒哀乐和他的情感一起和谐共振。正是因为他讲课太有感染力了，原本是选修课的《宋词赏析》却变成了共修课。那时候，叶鹏老师还是个中年人。用他那半江浙、半北方话讲授鲁迅的小说。刚开始几秒钟里，舌头似乎老是僵硬，结结巴巴的。我们听起来很费力，也很为他着急。三几秒钟过后，舌头在嘴巴中自如运动，开始了他那引经据典、汪洋恣肆的论述。几年前，我曾就此是否属于“口吃”专门请教过医学大家。大家讲的道理很专业，我已经淡忘，只记得打的比方：突然拧开瓶盖、瓶口朝下的刹那，瓶中的水不会如人们期望下泻入注，倒水的人越是用力晃荡越可能滴水不出。为什么？因为里边的水都太想出来，相互挤撞、无人礼让，结果谁也不好先出。是呀，青年的叶老师已被扣上右派的帽子，二十多年来，在荒凉的洛阳北邙上，“一瓢红薯一瓢秫，半间明月半间书”， 潜心于对文学的研究。拨乱反正之后，他怎能不迫不及待呢？怎能不急于把自己的学问、对社会的理解、人生的感悟传授给学生呢？张凌江老师是少壮派的代表，讲课激情满怀。我敢说，她的学问、口才和气质一点也不次于曾经多次登上《百家讲坛》的于丹。只可惜，她的名气太谦虚了。当讲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唐吉柯德骑士空有义侠心肠，只落得受了奚落、挨了棍子，她的声情使室内一个个心酸愤懑、扼腕叹息，我感到室外梨花摇雨、枝颤叶抖。

在这间教室里，我们曾经嘲笑过王毅老师，说他讲得太臭。学校由此停了他将近两年的课。直到快毕业时，他第二次登上讲堂，表情还很不自然，我们对他还是一脸的不信任。一节课讲完，教室里掌声爆起，一片啧啧赞扬。从此之后，大家对王老师没有不佩服，对他的课充满期待，就像我经常惦记着到大礼堂听文学界“大腕”们的讲座一样。

和教室相比，寝室更显得自由和洒脱。我的宿舍在南面，临窗俯视，枝叶掩映下的东西干道尽收眼底。品评东来西往的认识和不认识的师生员工，欣赏气质高雅、身材曼妙的靓女，当然也有对那些喜欢标新立异、习惯卖弄风骚者的诋毁和让对方听不到的诅咒漫骂。

晚自习过后，是一天之中校园最热闹的。有唱得悠扬、十分抒情，不少人侧耳细听的；有成心显摆、高声尖叫，希望每个角落里的每一个人全都听到的；有唱得跑调三里以上而唱者仍然怡然自得，十分陶醉的；还有的伙计用劲儿猛，起调太高，仅唱一句或一字，下面没有声音的。这个时间，楼上某个窗口会甩出一句：唱呀，往下唱呀哥们！另一窗口接着甩出一句，噎死了吧，伙计！我也曾故意搅动过校园的热烈，自然也被别人取乐过，或许看我笑话甚至制造我笑话的还有我的室友。不过，那些都是屁话。谁不取笑人？谁不被别人取笑？但丁不是说过“走你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吗！

第二年春天，我们宿舍发起了“卧谈会”。所谓“卧谈会”，就是利用晚自习后上床到入睡这段时间，每天轮流由一个人给其它室友讲一则故事传说、逸闻趣事或是中外名著的曲折片段。刚开始，我认为很简单，不就是动动嘴吗？尝试几次后，还真应验了那句话“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首先，选题就不容易。大家年纪相当、阅历相同，要让室友们愿意听，就得博闻强记，选那些他们不知道的；同时，必须认真查阅资料，弄明白、记清楚，经得起“捣蛋男”们的刨根问底。其次，讲顺畅很困难。室友们全是土包子，方言很重，一句话两处有语病。这水平再遇着喜欢插科打诨的，谁也难讲顺溜。至于讲得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使人倦出生神，那不是更困难，而是幻想。“卧谈会”持续了一个学期，室友们便知难而退、消极参与了。作为发起人，我常常感到遗憾。预期的知识量的增加真不足挂齿，不期而遇的收获却是某些观念的改变。它至少给那些不知天高地厚、以讥讽挖苦别人为能的人一响亮的耳光。我们开始思考，到底我有哪些能耐？几年后能教书育人吗？渐渐地，有了几分谦虚，开始学着包容、尊重和理解别人了。

操场 舞场

听学兄们说，洛阳师专有个怪异的传统：每年元旦前，组织长跑运动会，人人参加，不许缺漏，不许中途退场。为此，我还抱怨过几天，认为是拿管理中学生的模式制约大学生。牢骚归牢骚，肚子里毕竟还有烧土豆的美味，耳畔毕竟还有秦孝先书记（时任中文系党支部书记）语重心长、绵里藏针的嘱托。有物质打基础，有精神在感召，似乎天天都处于亢奋期。早起的喇叭一响，我们便齐刷刷坐起，穿衣结鞋，一溜小跑下楼，争先恐后到操场，大步飞奔往关林。那个时候，安乐窝还属郊区，洛龙公路和洛宜公路还没有路灯。冬天的早晨，漆黑一团，伸手不见自己的五指，能见到的是一双或几双运动鞋上的白线前后弧线摆动，听到的是嚓嚓的急促的脚步声。遇到坑洼和路边的水沟，一般能够化险为夷；个别时候也会有些意外、惊险甚至跌打损伤。眼镜近视的同学倒霉的次数更多。学校周边的菜农起床还早，常常担着茅粪罐、扛着锄头或者推着挂满茅粪罐的车子急匆匆走在马路上，准备下地干活。撞到农民身上的、碰着茅粪罐弄脏衣服的、跑进路边排水沟的，几乎每个人都有经历。这些，和淅沥的秋雨、凛冽的寒风、飞扬的雪花一样，都没有阻挡住我们奔跑的脚步。三年的三个冬季长跑，我虽未获奖，却磨练了意志，增强了体质（我工作后前三年就没有去过医院看病），养成了遵规守纪的好习惯。

冬季长跑，就是跑，并且是自顾自地跑，连个观众也没有。相对而言，一年一度的春季运动会就显得热闹和有情趣。有特长的同学自愿报名，上场亮剑。大部分没有专长的男女同志以班为单位簇成一堆，为场上的同学看衣服、凉开水、呐喊助威。平日里，大家以读书学习为主，除了班干部有机会和异性说话交流，别人还真难跟异性说话。我们这些人，几乎都是“门圪大王”。在稠人广众之下，连跟女同学说话的胆量也没有。万不得已必须说，就提前给自己鼓劲打气。说话时，不看对方的脸，一句话没说完就脸发红、腿肚软，勉强说完匆匆往前赶。这个时候，女同学没有了平日的拘谨，个别脸上老是挂着冰霜的似乎在运动会中沐浴了春风；男同学也没有了因找不着共同话题而生的尴尬，没有了担心对方不搭理自己而生的难堪;男女同学就这样很自然、很自由、很轻松地交流、交谈着。谈场上的的比赛，为本班同学取得的成绩狂呼，嫉妒其他班级的同学，谈裁判的不公或公平，谈人生，谈理想，谈感情，等等。甚至以当拉拉队为名，从交流感情演变为谈情说爱。我们班里的莫树标同学和邵建霞同学不就是这样吗！

第三年的春运会上，韩睿谦同学参加跳高赛。我和莫同学是韩同学的铁杆，邵同学挨着莫同学而坐。当我们正为他前两次冲击一米四未能成功而难过时，韩同学开始助跑、加速，突然用力一蹬地、扭身，身子変成一段弧，掠过横杆。我们不约而跳了起来，手舞足蹈、狂吼乱叫、乱作一团。狂舞中，莫同学和邵同学四只手相碰。这一碰，彼此有了触电的感觉，四肢相交结结实实地拥抱起来。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其实，莫同学钟情邵同学已久，邵同学对莫同学也颇有好感。只是少男少女有太多的顾虑和羞涩，苦于没有机缘捅破这层窗户纸。韩同学的“鱼跃龙门”，真是天赐良机，电通了莫、邵二人心中的灵犀，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爱情。

操场上收获有爱情，但更多的是友情。就在莫、邵同学相依而坐的旁边，我和李俊平同学向杨兰生同学学习了将近半个多学期的拳术。一个二起脚的动作，杨同学一遍遍演示，又说着分解动作，“上右步、左臂向前提、左脚向前提起”，等等。我却就是不会蹬地起跳、转身腾空。第五天晚上，李同学找到了感觉。可我，一周之后，脑子仍然不开窍，身笨如牛。我开始有点灰心，认为自己肢体协调性差，没有学习武术的细胞。杨同学开始也有点不耐烦，但他努力克制着。当我的动作实在不是那么回事的时候，他把“咦”字拖得长长的，操着他认为我听得不太明白的汝州腔说：“不结局呀！”（大意是不行）碍于李同学开始稍稍入门，我没有中途退场，厚着脸听着杨同学一遍又一遍的教导。正是李同学的坚持和杨同学的诲人不倦，最终我还是学会了几套拳术。毕业时，我在杨同学的留言薄上写道：你教会了我的武术，我磨练了你的脾气和肚量。在李同学的留言薄上写道：有你在，我会追随到底；有我在，你永远不会是倒数第一。

在操场上，借着观看比赛，和异性同学谈过天、谈过风景的很多。但是，没有几个人有莫同学一样的桃花运，像我，连碰女同学手的运气都没有。不过，操场上的美中不足还是可以在舞场上代偿的。

说是舞场，其实就是几间用红砖铺就的空房子。跳交谊舞，那时社会还不接受。跳集体舞，学校则佯装不知。男女同学去舞场的劲头，不亚于到春运会的看台上当拉拉队。认识的、不认识的，男女交叉，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大圈圈，随着一个学兄的口令、手势进退起伏。绝大多数人对舞蹈很陌生，压根就不不懂音律节拍，也根本听不懂什么强弱鼓点。越听不明白，就越用劲听，根本无暇顾及其他，这样，我们多半面无表情、肌肉僵硬、四肢和腰部如捆了钢板。不过，手中有异性的手是真实的，异性的温度被感知也是真实的。不管平时熟悉不熟悉，只要音乐响起，谁都会主动去拉对方的手。节拍停了，有的人还拉着对方的手。而对方呢，好像很情愿被拉上，挺想多享受一会这短暂的温情。除了教练，其它人基本上不言不语，眼睛除了看教练和天花板，没有敢在异性的脸上停留。舞，我们学得很吃力，跳得很蹩脚。舞场有些沉闷和压抑，谁都觉得乏味，可谁也没有提前退场。

每一次从从舞场上回到宿舍，都有说不完的话，打不完的口水仗，激动得“心口啊，莫要这么厉害地跳”。说张女同学的手如何白细，李女同学的皮肤如何油腻，还说拉手时自己如何不情愿，对方怎样主动，如此等等。一个个兴奋得忘了刷牙，嘴巴发渴，久久难以入睡。青年，也是这么烦恼：渴望接触异性，却没有接触的平台和机会；有了平台，却没有本领和技巧；明知没有融通的能力，就是放不下架子、拉不下面子去请教，反而不懂装懂。在异性面前，故作深沉，显得清高和孤傲，以掩饰内心的惶恐和忐忑；一旦离开女性，在同性面前大放厥词，以显摆自己的“男子汉”。我们，就是这么口是心非。

舞场开放了不到二个月，学校便劝走了教练。像我这个连“二起脚”都学不会的人，跳舞自然没有入门。不过，女性的手我真真实实的拉过。就像享受烧土豆那样，我也常常回味拉手的感觉。

图书馆 图书店

老师的课太精彩了，在看是松散自由的环境中，悄悄地领我进入了文学的殿堂，领略文字艺术的奇幻瑰丽和摇曳多姿。烧土豆的滋味，我淡忘了许多。听课之余，到图书馆借阅图书，更充分地品味课堂未尽的美味。施昌东先生的《美是生活》真美。几乎句句是警句，处处有格言。那格言和格言都不拾人牙慧，全是一个饱受磨难的学者对生活和社会的凝练概括。那欧洲化的语言风格、严密的修饰和层层推进的逻辑分析，叫人手难释卷。我就往笔记本上大段整页抄录，在书上画画道道，密密麻麻的，有时，还不由自主写上几行歪歪扭扭的字迹。读完本书，已一月有余，早已超过还书期限。我鼓了好几次劲，终于硬着头皮把书本递给图书管理员老师。那个胖胖的老师从前到后翻动了一遍，瞟了我一眼后，又狠狠地瞪了一眼，我那颗悬着的心立刻紧张起来。我面色羞愧，只觉得脸皮很紧，血似乎就要喷出，既没有赔罪道歉，也没有解释说明，嘴角只是动了几下，怔怔的在原地傻站着。只几秒钟，那老师一边叹气，一边办理退书手续。我那颗已经做好了挨批评、受处罚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是啊，在那个崇尚知识的年代，谁不尊重爱护喜欢读书的人？只要不是恶意破坏书籍、撕毁书页，谁会死板教条用学校的条条框框去惩戒一个穷学生？

当学生时，我不止一次受到过图书馆老师的庇护。离开学校后好几年里，仍然享受着当学生的特殊待遇。三年来的借借还还，彼此已经知道。老师们看见我，从没有按程序先查验借书证。他们可能认为我仍是没有毕业的在校生。也许，他们都像那位胖胖的老师样心里清楚装糊涂，明知我已经工作而给予的“特别的爱”。要说“特别的爱”，当属许可权老师的爱人蔡老师。

我的毕业实习和论文都是在许老师的辅导下完成的，对许老师我是非常敬重的。蔡老师清楚我们的师生之谊，从不让我排队等候借书。一进图书馆，蔡老师会及时给我个眼色。跟着蔡老师到一边，简单说明意思后，蔡老师就去取书。后来，她知道我在洛阳钢厂工作，来来回回多有不便，便总在递书的同时说，“以后借书，中午、晚上、节假日，啥时都行”。她总是笑眯眯的，满心喜欢的样子，似乎每天就干一件事，就是等着我来借书。

借书有局限性。买书的念头开始滋长。为了能多买几本书，我们统统步行进城、回校，谁也不舍得在街上买一口吃的，错过了学校的饭点就饿一顿，一件衣服穿一个季节，就是家景尚好的同学也相当朴素。节假日，常常辗转出入在百货大楼到南大街西北角之间的的各个新华书店。那时候的书店还真是书店，正版图书、印刷规范、价格低廉，没有用超宽、超长、靠纸张的厚度和大量的留白来充实原本的空虚，没有靠超豪华的包装装潢夺人眼球。书店的店员们就如图书馆的胖老师样和蔼，不管你翻看多长时间，那怕最终没有买，他（她）们也不会给你甩脸子、使性子。有时，他（她）们还会主动介绍库存的打折书，把本店或其他店打折销售的信息说给我们。对于就这么点爱好的人来说，买几本打折书比拉女同学的手还渴望。

我的室友汪振军同学特别会“淘”旧书。假日里，我们吃过饭回到宿舍后，他经常抱着一身书，吸着空塌塌的肚子，拖着略显疲惫的脚步，笑呵呵地进来。我们就像儿童时代村里放电影样高兴，围拢过来看稀罕。汪同学还是不慌不忙，把这些宝贝一一拿起来，说说价格和在旧书堆翻找这些书时的经历。他很得意，我们很眼红。像莫同学的桃花运我虽没有，不过，像汪同学的运气还是有的。那套《安娜·卡列尼娜》，不就是花一块钱在西关书店的后院买的吗？

读了几本书，就有点飘飘然，年少的轻狂把“书生意气”推向了极致。

一个月白风清的冬夜，我蒙骗秦灿欣同学出校门。去洛河滩的路上，我跟他吹嘘《鲁宾逊漂流记》中鲁宾逊在荒岛上的传奇生活，给他大侃《汤姆索亚历险记》中汤姆索亚.费恩在密西西比河上种种惊险的场面。把小说中的情节环境放到洛河两岸，想象着洛阳桥的上游，在一个枯草环绕的河杈中，停泊着一只木筏，我俩撑篙逆流而上，如果逆流不行，就顺流而下，越险滩、躲暗礁、过急流，体验小说中的刺激和浪漫。从洛龙公路上刚刚左转到河堤上，秦同学就不想走了。因为路面曲折坑洼，满眼望去，全是半人那么高的蒿草，堤坝上还散落着几处坟茔，祭祀用的白纸扎一簇簇的，一棵高大的杨树已脱光了叶子，狰狞的树枝静穆在高而空旷的原野。不用说，这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方。我的血气鼓动着继续前行。但走了不到二十步，风吹野草声呜呜，环顾四周不见一点灯火，胆怯和害怕也袭上我的心头，两股颤颤、毛骨悚然。本想花哨一下秦同学，再炫耀一下自己的无畏和勇敢。这一刻，我也真成了五十步笑百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很多人还很鄙视师范院校。洛阳师范专科学校没有林立的高楼，也没有更多的“大师”。尽管本世纪初，已跃升本科院校，但仍然是一所普通的高校。就是这所普普通通的学校，三十年来，尽管我老是渺小和不懂礼仪，她却对我不离不弃，如老牛舐犊，时时把我揽在怀里；我对她满怀敬意，总想多看一眼那片深情的土地，就如树叶对根的情谊。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读书的机会，我还会选择享受洛阳师专，还是我的老师，还是我的那伙男女同学。

作者：万宏伟、洛阳师专中文系821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