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中文系教授胡晓明在《我的古籍电子书阅读小史》（《文汇报》2015年6月19日）中这样说道：
正如纸本书的背后有人，电子书的背后，也有精彩的人。篇幅所限，我这里只讲陆浑戎先生。陆先生网上奇人，其微博自我介绍是：“高校教师、学术资源控；开放获取数据库、免费在线资源；古籍、地图、老照片；海外汉学、中外交通史、数字人文、传播学……”。……每天都有全中国乃至世界上的电子书爱好者自动到他的网页上报到，每天都会有源源不绝的新资源新链接新信息在他的微博上发布。你甚至可以看到一些读书界、文化界大名人的名字。我最初以为“陆浑戎”是一团队，后来与他联系，才知道确实是一个人。以“一人敌一国”，好多名校大研究机构或商家，都做不到的事情，他做到了：一是海量的学术资源，如观江海之深、山川之广，天下百官之美富；一是开放获取，完全免费，毫无半点私利。他既是电子书的教父，又是网络界的雷锋；既是循循善诱苦口婆心有问必答的好导师，又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秘大宗师；既是独行僧，又是采花贼、伏地魔……跟着他可以潜往穿行于世界上最好的图书馆。类似这样的奇人奇事，每天都在发生。
胡教授说得没错，尤其是人文社科类的微博用户多多少少都转发过陆浑戎发布的资源链接，笔者就是其中之一。受益之余，难免会想陆浑戎是谁，他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数字资源，又是如何发现这么多资源的，在使用这些资源时有没有什么心得？
带着这些疑问，笔者首先展开了“搜索大法”，公开资料显示：陆浑戎的真名是王国强，1978年生人，河南嵩县籍。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洛阳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兴趣为中西文化交流史、汉学史。
随后，笔者联系上这位微博上的“资源帝”，与他做了更为深入的交流。
澎湃新闻：微博名“陆浑戎”有什么来历吗？您是如何成为“资源帝”的？
陆浑戎：“陆浑戎”是春秋时期陕甘一带的允姓之戎，后迁至今属洛阳的嵩县、伊川等地。我是嵩县人，在陆浑水库边长大，故取了这个网名。其实还曾还用过“乌衣衖”，因有冷僻字改了。
2004年至2007年我还在复旦念研究生的时候，就开始关注网络资源，并深受其惠。毕业工作后因研究需要，也一直在用。时间长了，各种资源越积越多，浏览器收藏夹里的链接也不断增多。
大概是在2013年11月，两年多前了，我逐渐把收藏夹里的链接搬到微博上。很出乎意料，这些资源颇受欢迎。关注者从那时起就一直在持续增加，从不足一千到现在的接近十二万。当然，要感谢众多网友的推助，尤其是@钱文忠、@崔永元、@严锋、@政治学微博课堂、@马伯庸 等师友的推荐，引来不少关注者。
如前所述，最初的微博基本是搬收藏夹。后来成了习惯，就开始不断找，主要方法有搜索引擎、研究指南、师友推荐等。搜索引擎大家都会用，不多说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大图书馆的网站有Studies Guide，分门别类地介绍各种学术资源，也是发现资源的好帮手。尤其是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两家图书馆的研究指南，非常好用。还有出于专门机构或学者之手的专门资源导航或研究指南，会针对其关注和研究的特殊领域介绍各种资源。
现在，有时候网友发现数字资源也会自发地@我，就能发现更多的资源与大家分享。哪有什么“资源帝”，博友们的戏称而已，其实是个搬运工。
澎湃新闻：您一开始说到您读研时就关注网络资源并深受其惠，能否具体说说？
陆浑戎：那时我还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学生，我的导师周振鹤先生在讲授“历史文化地理”这门课时，谈及相关领域的各种基本参考书籍和最新著作，其中就有黄一农先生的《两头蛇》（台版），我也因此而得知黄先生“e-考据”的提法。
我的博士论文讨论的是一份叫做《中国评论》的杂志，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英文的，比较少见，是通过香港大学图书馆的“HKJO”数据库获得的。所以我在入门时，就算是网络学术资源的受惠者，故而一直在关注这方面的进展。
目前来说，开放数字资源的推动者可以归为四类：政治机构、学术机构、商业机构、非营利组织。第一类包括有政府背景的数字图书馆、博物馆和档案馆等，如中国国家图书馆、欧盟数字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等；第二类主要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第三类如谷歌图书馆、Jotor的部分开放资源等；第四类如Internet Archive和书格数字图书馆等。另外还包括各种致力于开放获取的联盟和组织、出版界人士和一些热心于开放获取的学者和社会人士。
澎湃新闻：看来您与数字资源的缘分可以从《中国评论》这份杂志说起呢，但在既往的报刊史研究中，我们对《申报》、《大公报》等了解较多，《中国评论》是一份怎样的刊物？
陆浑戎：《中国评论》是译名，原名为“China Review，or Notes and Queries on the Far East”，是1872至1901年在香港出版的一份英文汉学期刊，发行范围应该包括中国沿海的港口城市、东南亚地区、欧洲和新兴的英语世界—美国和澳大利亚。早于《中国评论》并同样在中国出版的西文刊物如《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中日释疑》（Notes and Queries on China and Japan）和《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等，或偏重于宗教或存在时间短，在汉学方面的影响均相对有限，《中国评论》算是第一份真正的汉学期刊。
这份刊物共有25卷、150期，主要包括论文、书评和翻译三大类，合计约有一万页。按照设想，研究范围和内容应包括“中国、日本、东方列岛和一般意义上的远东地区的科艺、人种、神话、地理、历史、文学、自然史、宗教等方面”。但从内容上来看，该刊主要讨论的是中国语言、历史、民俗等方面的问题，非常符合十九世纪汉学研究侧重于语言、文明和历史研究的定义。
该刊编辑如丹尼斯（N. B.Dennys）和欧德理（E. J. Eitel）等都是在汉学研究上颇有素养的汉学家，撰稿人以在华西方侨民尤其是英美侨民为主，较为活跃的有翻译中国经书的著名英国学者理雅各(J.Legge)，在广东设立“嘉约翰精神病收容所”的美国籍传教士嘉约翰(J.G.Kerr)，南洋史研究的开拓者、英国驻华领事费笠士(G.Philips)等。
澎湃新闻：说到海外汉学，我们现在对强势的美国汉学了解很多，对英国汉学知之甚少，那是否可以说《中国评论》体现的是英国汉学？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当时英国汉学的状况如何？
陆浑戎：由于商业、政治、宗教和文化等多方面的需求，英国人是逐渐深化中国研究的。因此，英国的汉学期刊与其殖民势力的扩张也有着极为合拍的一致性，十九世纪初期有在马六甲所刊发的《印支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后期则以香港的《中日释疑》和《中国评论》为主，进入二十世纪前半叶又以上海的刊物，如《新中国评论》（New China Review）、《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为主要阵地。
就《中国评论》而言，该刊大致以英国人为主。创刊时，英国汉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理雅各还在香港。虽然他于1873年回到了英国，后来还担任了牛津大学的汉学教授一职。但总体而言，那个时代英国汉学的重心在中国。
所以，从地域分布上来说，近代英国汉学最基本的地理格局是:“本土”与“域外”共存，且其重心不在“本土”，而是在有“域外”汉学的远东地区。十九世纪末，在华英侨中致力于汉学并有所成的大有人在，且有《中国评论》这样的汉学刊物，比英伦三岛的汉学要热闹得多。这一点与欧洲其他国家不太一样，以法国为例，法国汉学的主流是其本土的学院派学者雷慕沙（A. Rémusat）和儒莲（S.Julien）等人。
而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英国的汉学研究起步比较迟，但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涌现了很多著名汉学研究者，如斯当东（G.T.Staunton）、马礼逊（R.Morrison）、德庇时（J. F. Davis）、马儒翰（J. R. Morrison）、伟烈亚力（A. Wylie）、翟理斯（H. A. Giles）、庄延龄（E. H. Parker）和理雅各（J.Legge）等。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国评论》时使用了“侨居地汉学”这一概念，“侨居地汉学”相比于“本土汉学”有哪些优势和特色呢？
陆浑戎：提起“Sinology”意义上的“汉学”，通常都会认为某国的汉学研究一定是发生在其“本土”的。比如，说到英国汉学，我们会默认它发生在英国。这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在近代中国，各色西方人士纷纷来到中国，其中有传教士、有外交官、有受雇于西方殖民机构或中国海关的“洋员”，也有商人、军人、冒险家和骗子，真可谓不一而足。这些人中，不乏好学之士，基于传教、外交、日常工作等各种各样的目的，他们开始研究中国的语言、宗教、民俗、历史和地理等各个领域。为了便于交流，这些在华西人建学会、搞演讲、出书、办期刊，将欧洲本土的学术交流体系移植到中国来。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形态的汉学遂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说其新，原因之一是这种汉学产生在中国，这对于那些来华西人而言是他们的侨居之地，故可称为“侨居地汉学”。
“侨居地汉学”是西方汉学的“飞地”，是在中国研究中国，研究者不仅可以广泛地利用中国浩如烟海的各类文献，还可以搜求到诸如碑刻、地方志、征信录等这些在欧洲大陆的图书馆中难以见到的资料。再加上有了语言学、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这些汉学研究者还注重收集各种口头传说和口碑资料，试图在与其研究对象的当事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的过程中获取有益于研究的信息，他们还致力于各地方音的记录、研究和比较。
举例来说，《中国评论》显示侨居地汉学在汉语比较研究、方言调查、民俗资料收集等领域均有相当之成绩。这也开创出了西方汉学的新传统——迥异于立足欧洲图书馆资料的法国汉学老前辈们，而是将文献与类似于“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如庄延龄（E.H.Parker）等人利用了语音学的记录方音的基本方法，保留了晚清时期中国不少地方的方音资料，如北京方言、汉口方言、客家话、广州话、福州话、四川话、扬州话、宁波话、温州话等。他在《中国评论》上发表的文章一般会先介绍其考察区域的地理位置、人口、行政区划等基本情况，再讨论其考察方言的声调、语音的特点等，然后详细地用威妥玛(T.F.Wade)拼音来记录该地方言中的每一个音节，如其记录的客家话共有710个音、广州话有780个音。这项研究后来通过翟理斯(H.A.Giles)《华英字典》的传播而影响到包括高本汉(B.Karlgren)在内的研究者。
长期侨居中国，还能使研究者亲历很多历史事件。如德国学者欧德理（E.J.Eitel)对香港史的研究。他于1862年到达香港， 1879年成为香港政府的学校监督并兼任香港总督轩尼诗的私人秘书，加上他的夫人是英国人，所以和香港的主流社会交往颇为密切，并参与和见证了早期香港历史发展的很多重要事件。他在《中国评论》上发表多篇关于香港的文章，后来演变成专著《欧士于中土》（Europein China: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thebeginning to theyear1882， Kellyand Walsh Ltd.1895），该书奠定了他在早期香港史研究方面的权威地位。
澎湃新闻：您在研究《中国评论》时，数字资源除了给您带来获取资料上的便利外，在具体运用上，它与传统纸质文本资料有什么区别？能举例谈谈吗？
陆浑戎：首先是为了解相关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比如通过谷歌和Jstor数据库等工具，注意到了黄文江对欧德理和《中国评论》的研究、D. P. Branner对庄延龄语言观的研究、吉瑞德（N. J. Giradot）对理雅各和比较宗教学创立之关系的研究，这些成果起到了提供线索、开拓视野、点拨思路等多方面的作用。
再者是诸多具体问题的快速解决。比如某篇译文或某句话的具体出处、专名的翻译、《中国评论》发表论文被引用的情况等等，通过各种数据库如“瀚典”、“谷歌图书”和各种在线工具书便能较为快速地得到解决。
数字资源与传统资料之间的差别有时候其实很模糊，不应过于强调。我就把《中国评论》电子版全部打印出来了。检索只是一个步骤，检索之后还要阅读，甚至细读核心文献。在阅读的过程中又会有新的发现，会重新检索。如此往复，才是常态。不可否认，选择检索词及检索结果，多少会有先入为主之见。但经过检索-阅读、阅读-检索的数个回合，应该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用传统的方法，也同样存在。在阅读史料时，也一样要避免先入为主之见。
澎湃新闻：说到数字资源使研究资料的获取更加便利了，这是不是也可以造福学院外的历史爱好者，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历史研究的门槛？
陆浑戎：现在通过网络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学术资料，有些甚至是前网络时代不可想象的。比如我算是做汉学（Sinology）史的，在传统时代如高第《西人论中国书目》、《通报》等，离开北京、上海或著名大学的图书馆就很难看到；现在无论身在何方，谁都可以通过Gallica和Jstor数据库获得研究资料。
所以，开放获取数字资源的确有造福学院外历史爱好者的作用。此类资源数量丰富、涉及各方面，且具有无远弗届、免费取用的特点，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之前学院外历史爱好者在资料获取上的障碍。甚至在一些特殊领域，比如摄影史、军事史等，非学院派已经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绩。
但话说回来，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研究门槛的降低，开放获取资源只是提供了研究历史的资料基础等基本条件。
澎湃新闻：我们看到现在您除了在微博上发布资源，还多次参加线下讲座与大家分享经验，就您所知，听众对数字资源的反响和理解是怎样的？
陆浑戎：从虚拟到现实，当然会有些不同。微博上主要是发布资源，丰富但也散碎。线下交流时，会更注重整体性和全面性。在微博以开放获取数据库为主，而讲座时还会谈商业性的数据库；在微博专注资源，而线下则会兼涉利用资源从事研究的问题。
几次讲座的听众主要是人文学科的在校生，本科生和研究上都有，也有些青年教师。大家对数字资源的兴趣，远超我之前的想象。我和大家交流的内容，主要包括数字资源的总体情况、检寻方法和利用等。观点可能无甚新意，但可能还有点提供线索的作用，总体而言反响还不错。
至于对数字资源的理解，从互动情况来看差别较大。有质疑，有当成辅助工具的，也有寄之以厚望甚至视为“革命性”的。数字资源与人文研究的结合，目前来看还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学科和了解程度等差异，理解不同也在情理之中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