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对公众参与度的影响研究：以杭州C社区为例

摘要：［目的/意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提质增效”阶段，引入多元供给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活力、质量和参与度，成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题。［方法/过程］以杭州某新社区为案例，结合活动档案资料、问卷调查和多元回归分析，探究社区居民公共文化参与行为（包括参与频次、深度和再参与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结论］研究发现，发达地区基层社区注重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居民服务需求较高，但持续参与和主体意识仍较弱。政府主导模式存在高频低质风险；社会力量供给模式存在质量优势和制度化参与困境；兴趣匹配和文化圈层效应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重要张力。研究建议，深化政府主导，社会组织、企业、公民志愿团体多元协同供给。政府主导模式可提高服务质量和普惠度，社会供给模式可提高服务专业性、精准性和制度化水平。增强质效评估指标和数智赋能，满足不同收入阶层、性别和年龄群体需求。

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公众文化参与；城市基层社区

作者简介：王素芳，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E-mail: sfwang2005@zju.edu.cn；张红霞，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杭州市富阳区融媒体中心，硕士研究生。

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而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1]。“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提质增效阶段 [2]，公共文化设施不断向基层“最后一公里”延伸，如何引入多元供给模式，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活力、质量和参与度，成为基层公共文化建设的重点和难题。2021年，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十四五”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提出下述目标：“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更加成熟，来自基层群众的文化创造更加活跃，政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更加健全……公共文化服务知晓度、参与度、满意度不断提高”[3]。

社区是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居民参与社区公共文化活动，是对公共文化服务最直接有效的回应，其参与状况直接反映着我国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水平和服务能力。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主要由社区居委会在街道办事处的指导下组织开展，文化企业、公益组织、民间文化团体和文化骨干等社会力量在基层政府引导下有序参与。尽管有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政策和实践不断完善，政府自上而下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供给了丰富、具有一定品质的公共文化活动和服务，公众参与率依然不高[4]。有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研究逐渐增多，但是针对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不同供给模式对公众参与度影响差异性的分析仍较缺乏。一些研究深入探究了社区居民“弱参与”的制度结构因素和个体行动逻辑，但是在考察分析对象上主要侧重中老年群体[5]。当前，在重视中老年群体参与的同时，发达地区在“建设青年友好城市”下，将面向青年群体的社区文化空间建设提上日程。例如，杭州作为全国首批试点城市，相继出台《杭州市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关于加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决定》 等政策；山东省2023/2025“推进/深化青年友好城市”已两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为此，本文旨在以杭州某城市新社区为案例，通过社区档案材料和居民问卷调查，探究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团体等不同供给模式下的公共文化服务对公众参与度（从参与频率、深度到再参与意愿）的影响机制，为优化基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供启发。

1  文 献 回 顾 和 研 究 框 架/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1.1 公众文化参与理论及其测度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共同生产”的概念，表示民众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也能参与公共服务全过程[6]。共同生产理论突破以往仅将民众视为公共服务被动接受者的束缚，试图围绕民众参与诉求，建构起公共服务供给的新理论模式[7]。公众文化参与的实质是日常生活中人们与特定文化形态及其相关的产品、服务、活动、制度等发生物质、信息交换的过程[8]。公共文化参与是一种享有性文化参与[9]，是公众参加社区内举办的公共文化活动[10]，体验文化设施及服务的过程。公众在参与中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并促进其质量提升。公众文化参与度反映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使用效率或效能。

社会认知理论的三元交互模型，即认知—态度—行为框架，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到文化体育等领域公众参与研究中。戴艳清等运用该框架测量公众公共数字文化参与：认知层面包括对服务提供方式、平台、技术要求以及能否愉悦获得等评价，态度层面包括是否愿意参与、是否有用、是否满意等情感评价，行为层面包括参与活动的时长、频次、内容类型等[11]。魏勇使用公共图书馆人均流通次数、博物馆人均参观次数、群众文化活动人均参与次数、群众文艺培训人均参与次数等指标反映居民各类文化参与水平[8]。还有学者提出公共文化服务组织化参与度，包括参与主动性和参与权利，前者通过参与资格、意愿和能力测度，后者通过参与结构、平台和规则三测度[12]。钟金丽在研究基础项目下乡中农民参与程度和水平时，用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参与效度3个维度进行测度[13]。

1.2 影响公众文化参与的相关因素

公共文化服务公众参与度受到内部原因与外部因素的双重驱动。文化参与具有一定理性行为特征，受到主体参与意愿（如文化态度）、参与能力等个体特征影响。外在的经济社会条件、政策环境、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等同样制约其现实参与水平[8]。

（1） 个体因素。大量研究表明，性别、年龄、个性、社会资本等个体特征与文化参与紧密相关。年龄对公众参与社区图书馆有显著影响[14]。居民收入和教育水平是影响其文化参与水平的重要因素[15]。基于社会分层的研究表明上流阶层具有明确的文化生活目标和获益动机，而社会经济地位还会通过影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可及性、可接受性、可获益性等进一步影响居民参与行为[16-17]。在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拉大下，收入高的人参与集体行动的主动性得到的提升比收入低的人要高，这是因为前者在平时生活中对公共资源需求更强[18]。高教育水平的群众能够更广泛地理解公共文化服务的理念，当两者观念逐步达到一致，可以促成参与意愿，形成参与行为。一些需要文化或审美基础的公共文化服务，会影响低教育程度者的参与度。

（2） 外部因素。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可及性、供需匹配程度等。服务内容和服务水平提高能提升公众文化参与度[19]。例如，针对公共阅读服务，有学者从设施规模、人力资源、经费投入、阅读推广4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发现公共阅读服务供给水平对居民文化需求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20]。此外，公众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内容是否感兴趣、时间是否空闲，以及公共文化活动场地与居民到达便捷性需求的匹配度也是影响参与的重要因素[21]。有关深圳市居民城市认同与文化参与关系的研究发现，居民的文化参与意愿较强，但是活动信息触达范围和时间地点不便等导致参与需求未能满足[22]。魏勇研究显示，社区层面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评价能促进公民现实的阅读和活动参与行为，服务口碑更利于提高弱势群体文化参与度[23]。

1.3 多元协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及其影响公众参与度的作用机制

在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过程中，学者们的讨论基本达成一致，强调政府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核心主体，企业、非政府组织是主要竞争主体或重要合作主体，要以政社联动为发力点加强合作供给[24]。在具体供给模式方面，有学者提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5种模式：政府购买社会力量服务，政府和社会力量合作运营，社会力量独立运营，社会志愿团体组织参与的文化志愿活动，以及通过基金会筹集社会基金支持公共文化建设。新模式吸引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参与，为全民参与公共文化建设营造了良好氛围，也实现了公共文化服务主体的风险转化[25]。也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多元供给中涌现出4种典型模式，即政府主导供给、企业参与供给、社会组织协同供给和公民自主供给[26]。文化企业依托政府购买等形式，以市场为导向参与可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质量及效率[27]。社会组织的多样性、灵活性、自愿性等特征可以一定程度匡正“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28]。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有助于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化发展[29]。公民自我组织的志愿者队伍、各种文化兴趣小组让公共文化服务有了内生动力。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公民志愿团队构建协作框架，有机融合各种供给方式，建构了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需求的逻辑耦合关系[30]。

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和渠道的多元化能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30]。丰富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对公众参与度有明显促进作用[8]。尽管社会力量在公共文化服务某些内容供给上并不专业，但他们注重传统民俗活动与国家大政方针、科普常识等的巧妙结合，以寓教于乐的形式进行供给，深受民众欢迎[31]。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水平、内容及方式的多元化、灵活性都是直接影响公众参与度的重要因素。打造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能有效增加公众参与度[32-33]。但是，不同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存在不同风险与短板，也有可能降低公众参与度。例如，公共文化服务局限于政府体系内部运作，缺乏民众参与和需求表达机制，与民众的实际需要相脱离[34]，精准化供给不足[35]，以及基层社区公共文化参与制度的多重缺失和实践中执行不力，导致社区居民弱参与[36]。民间文化团体发展的滞后性和供给内容同质化会造成供需不匹配，产生低参与现象[37]。

1.4 研究概念框架

综上，根据社会认知理论，公共文化服务公众参与既包括了对公共文化设施和场馆等的需求、参与途径等认知特征，以及服务质量和兴趣匹配度等心理感知层面，也包括了文化活动参与频次、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等行为特征层面。本文采用参与频率、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等行为和态度特征衡量公共文化参与度，这3个层面反映了公众从表面参与到深入体验再到形成黏性的三重过程，能够较好反映参与度。文化实践与社会分层、多元协同文化治理理论及上文文献回顾表明，公众文化参与受到个体特征和社会资本 （如空闲时间等）、外部环境 （如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服务质量）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政府和社会力量等不同供给主体通过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项目活动等提供服务，影响公众对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度的感知，进而影响公众参与。当公众认为服务设施和活动与自身需要相关，即供需耦合时，会更积极地投入公共文化服务。据此，提出如图1所示的研究框架。

2  研究方法/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2.1 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主要通过收集社区文化设施建设资料和公共文化活动资料，以及居委会人员和居民访谈等，分析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状况、活动供给模式和利用情况。案例研究地为杭州C社区，该社区是杭州亚运会主场馆所在地之一，总面积约 1.75 平方公里，辖区内楼宇经济和新经济业态丰富。社区常住人口 1 500 余人，流动人口 3 900余人，在职员工15 000人左右。作为新城市社区，其依托地理位置优势，打造兼具青春活力又不失文化底蕴的青年发展型社区。社区重视公共文化服务提供，不断完善文化设施和丰富文化活动。目前该社区设有图书阅览室、文明驿站、亚运青年v站、妇女儿童之家、消防文明体验馆等。社区多次对接公益社会组织、志愿者团队、文化企业等，定期为辖区内居民带来传统文化手工制作课、创意市集、文艺表演、科普讲座、绘画、插画、文体宣传等活动。

2.2 问卷调查

根据上文研究框架，调查问卷主要设计三部分内容：①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空闲时间、活动距离等；②文化参与行为，被调查对象填写最近半年内参与过的社区文化活动及公共文化设施或场所的使用情况，其中参与频次设计为具体数字，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为五级李克特量表；③公共文化服务认知和需求等，包括对公共文化设施知晓度以及书籍、电影、文艺节目等公共文化活动内容等的需求、参与途径（单选或多选题）以及意见建议（开放题）。

问卷中主要变量内涵及赋值如表1所示。因变量方面，参与频次指单位时间内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行为次数，以半年为单位统计C社区群众2023年7—12月的活动参加次数，此变量为连续变量；参与深度指对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接受度和认同度。由群众自我报告投入程度或体验情况，按照非常不深入到非常深入依次赋值1—5；再次参与意愿，反映群众再次使用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再次参与活动以及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的心理倾向程度，按照非常不愿意到非常愿意依次赋值1—5。

表1 主要变量说明及赋值情况

自变量：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模式。根据 C 社区情况分为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参与模式、社会组织协同模式、公民自主供给模式。对 4 种模式进行哑变量设置，例如，将政府主导模式设置为参照组，赋值0000，企业参与模式赋值 0100，社会组织协同模式赋值 0010，公民自主供给模式设置为 0001。按同样的方法将另外 3 种依次设置为参照组来进行分析。下文回归分析中可以看到其他 3 种模式对比基准模式的参与度变化。

协变量或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收入（月入3 000 元及以下、3 000 （不含） —6 000 元、6 000 （不含） —9 000元、9 000元以上依次赋值1—5）、教育水平 （高中/中专及以下、大专、本科、硕士及以上依次赋值1—5）、到活动点的距离 （很远到非常近依次赋值1—5）、空闲时间 （几乎没有到非常多依次赋值1—5）、服务质量感知 （很差到优质依次赋值1—5）、兴趣匹配度（很没兴趣到非常有兴趣依次赋值1—5）。

问卷调查于2024年1—2月实施，在C社区以在线（小区微信群等） 和线下形式发放。研究共回收问卷266份，剔除明显错误的问卷，有效问卷253份，有效回收率 95%。部分被调查对象参与了多种供给模式的文化服务，为保证样本之间的独立性，随机选择其中一种供给模式纳入样本。如表 2 所示，样本以文化程度和收入都较高的青年和中年群体为主。25—34 周岁人 群 占 比 近 半 数 （47.7%）， 本 科 及 以 上 学 历 占 比76.3%， 月 收 入 9 000 元 及 以 上 占 比 50.6%， 女 性（57.7%） 比例稍高于男性 （42.3%）。样本对象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空闲时间一般占比 42.1%，较少和较多各占比约 15%。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可达性方面，距离一般占比42.7%，较近占比23.7%，很近占比16.6%，整体上较为方便。调查样本比较符合该社区作为新城市社区的特点，代表性较强。

表2 调查样本特征（n=253）

研究采用SPSS 29.0软件检验问卷信效度和分析数据。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度4个文化参与行为维度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922，一致性较高，KMO系数大于0.6，显著性小于0.05，问卷整体信效度较优。下文将首先对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供给情况、公众参与行为进行描述性分析，其次以参与频次、参与深度、再次参与意愿为因变量，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公民自主参与4种供给模式为自变量，年龄、性别、收入、教育水平等为协变量，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探究相关变量对公众社区文化参与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3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现状、供给模式和公众参与行为/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supply mod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behavior

3.1 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活动供给状况

作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举措，建立公共、普惠、高质量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离不开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2021年，《杭州市萧山区关于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实施办法》及其实施细则 （萧文旅 〔2021〕 36 号） 等政策发布，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设施管理运行。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排头兵以及文化样板，该区以基层社区为切入点，打造以人为本的城市文化新名片，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2022年，C社区以推进文化建设为重点工作，加大基础文化设施建设投入。2022—2023年部分建设项目如表3所示。社区建成图书馆社区分馆、老年人和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党建联盟活动中心等集文化、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公共文化场所。增设座凳、扶手椅、文明宣传展示牌等公共设施，并因地制宜地将文化、历史、安全文明等特色元素融入口袋公园建设中。文化科技方面，运用数字化技术，利用社区消防安全体验馆打造有声体验平台，推出消防安全科普短片、消防安全手册等，扩宽安全知识教育覆盖面。

社区也注重举办各类文化活动来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2023年部分活动如表4所示。从活动主办主体看，活动涵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公民自主供给 4 种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一般以节日活动、文艺演出、展示展览为主。企业参与模式以技能提升、创意市集、手工制作为主。公益组织以文明风尚及亚运相关宣传活动为主。公民自主供给以体育健身、卫生文明宣传活动为主。在活动安排上，社区根据不同群体特点灵活安排时间和参与方式。例如，考虑社区内年轻上班族居多，少儿英语培训公开课、小小牙医体验课等适合儿童的活动安排在周末进行；考虑老年人技术熟练度低，采取线上预约报名与线下开放报名结合的弹性方式。社区负责人在访谈中表示，基层社区活动需考虑居民时间安排，调节好他们生活与工作的节奏。

3.2 社区公共文化活动供给模式分析

3.2.1 政府主导模式

浙江省已经基本实现村（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的目标[38]。社区居委会承担着社区内公共文化服务提供的主体责任。“文化点单”是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务下沉的一个创举。C社区通过“文化点单”，每年建立公共文化服务及活动项目十余项，内容涵盖文艺汇演、电影放映、文化讲座、展览、辅导、诵读、艺术鉴赏、数字资源服务等。供给单位包括专业文艺院团、艺术职业学院、公共图书馆、文化馆、业余文艺团队等。通过上述方式，社区一方面能够整合分布在不同部门的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将之纳入“文化礼堂”等进行管理和使用，另一方面能够提供集宣传、文化、党教、科普、普法、娱乐、健身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服务，形成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的惠民格局。2023 年，社区举办一系列迎亚运活动，例如棋类比赛、青年文艺音乐会、亚洲花卉展等。这些活动的主办方、发起者都是政府单位，社区居委会负责相关维保、宣传等工作。政府主导供给模式的特点是公益性、规模体量大、行政动员强、推进快，但也存在活动可能不符合公众兴趣等问题。

表3 C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和开放情况（节选2022年部分项目）

表4 社区举办文化活动（节选2023年部分）

3.2.2 企业参与模式

作为市场主体，文化企业在特定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上有明显优势。2023年，社区内的杭州遗艺文化有限公司、杭州遇境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杭州市木橦木创手工工艺品工作室等，多次与社区合作，举办非遗文化手工制作活动，如制作大漆团扇、点翠饰品、木质工艺品等，服务专业性强，受到居民好评。杭州众安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多次在开放式街区开展夏季创意市集，涵盖吉他弹奏、网络歌手现场演唱流行音乐、盖章集点、文创设计售卖、社区文化宣传等活动，营造了年轻人喜爱的社区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之间距离。与杭州超然芭蕾舞蹈工作室合作的芭蕾公开课、与杭州恒瑞口腔医院合作的小牙医体验课等活动，契合了社区青年家庭和青少年群体需求。企业参与供给模式的专业化、活力和领域精细的特点，提高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民众参与度和黏合度。

3.2.3 社会组织协同

根据杭州市相关政策，萧山区内公益组织在与社区、街道进行公共文化服务合作时，可以申请政府补贴，用于开展活动及支付工作人员费用。每年会有不少公益组织通过公开竞标方式争取到与街道社区合作的名额。经过多年合作，公益组织参与村社公共文化服务日趋成熟，一定程度优化了C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构。从侧重管理还是服务角度，公益组织可分为行业协会和民间组织两类，目前与案例社区合作较多的公益组织主要属于前者，所开展的文化活动主要为体育健身（如夜跑活动）、青少年学礼仪、青少年英语培训等切合青年社区家庭需要的活动。

3.2.4 公民自主供给

社区内的志愿者组织是公民自主供给的一种典型模式。2023 年，社区内群众自发组织成立志愿者队伍，多次开展全民夜跑健身活动、扮靓家园迎亚运捡垃圾活动，以及平安巡航和不文明行为劝阻等活动。亚运会结束之后，志愿者队伍依旧每月组织夜跑等体育健身活动，参与人员较为固定，活动较单一。社区负责人表示，未来会引导组织各种不同内容的队伍，挖掘文化需求，丰富组织内容及方式，提高公民自主供给模式文化服务的精准度。

3.3 社区公众公共文化服务参与行为描述性统计

3.3.1 社区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需求及参与途径等认知层面

如图2所示，社区居民对文化设施有较强需求，被调查者最想体验的公共文化设施排在前三的分别是博物馆、社区文化中心和图书阅览室。在开放建议题中，也有提到“缺少一些可以在休息日去学习、看书的地方，基本都是过江去市民中心 （no.20；注：no.为问卷调查中受访者序号，下同） ”“ （希望） 多点图书馆和球场（no.255） ”“希望开展更多的活动,丰富我们居民生活（no.38） ”“多组织有各种主题的活动，把有相同爱好的人聚到一起（no.118）”。

图1 研究框架概念

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途径依次为：通过社区居委会报名 （29%）、自发参与 （22%）、通过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 （12%）、通过组织活动的企业参与（7%） 以及通过政府组织参与 （6%）。总体上，不清楚参与渠道的人数较多 （占24%）。在开放建议中，被调查居民也多有提到“活动可以提前一点时间通知，方便安排（no.18）”“增加通知渠道（no.53）”等。这表明社区在公共文化服务宣传上做得还不够，还需要继续拓宽报名渠道，加大宣传力度，畅通公众参与途径。

3.3.2 公众参与行为及其个体差异

如表5所示，2023年下半年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活动参与频次为0—30次（M=4.23；SD=4.584）。其中，参与频次2次的有63人（占比24.9%），1次61人（占比24.1%），3 次 37 人 （占比 14.6%），5 次 26 人 （占比10.3%），6 次 15 人 （占比5.9%），7—9 次 12 人 （占比5.6%），超过10次的有28人 （占比11%）。参与频次的偏度为2.743>0，呈正态分布，峰度为9.286>0，呈尖峰态，表明参与频次差距大，同时存在高频参与和低频参与的情况。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参与次数整体仍偏少，可能原因是公共文化设施和活动宣传不足，公众在无意识和无计划下参与居多。社区公众整体参与深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M=3.45>中位数3；SD=1.166）。不同调查对象之间差异度较大，参与很不深入与深度参与同时存在。社区居民再次参与意愿较强烈（M=3.97；SD=0.949），认为所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质量较高（M=4.01；SD=0.939），并有较高兴趣(M=3.98；SD=0.947)。

表5 社区公众参与行为描述性统计（n=253）

公众参与个体差异如表 6 和图 3 所示。性别方面，无论是参与频次、深度、再次参与意愿，女性都略高于男性，但仅在再次参与意愿上二者有边缘显著差异(t=1.756;p=0.080<0.1；d=0.22)，表明女性对文化服务忠诚度可能更高。

不同收入群体，在参与频次上无显著差异，但在参与深度和再参与意愿方面组间有显著差异。中低收入群体是核心参与者。该群体参与深度最高 （M=4.07），显著高于低收入、中高和高收入组 （F （3, 249） =14.42，p<0.001，η2=0.15），再参与意愿（M=4.36） 显著高于高收入组 （F （3, 65.3） =8.72，p<0.001，η2=0.09）。收入与参与深度呈倒U型关系，峰值在3 000—6 000元之间，反映中等收入群体最有动力深度参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最消极，参与深度和再参与意愿均最低，这可能与其参与时间成本高或有替代性文化消费有关。

不同年龄群体，仅在参与深度上有显著边缘差异（F （4,248） =3.21,p=0.05，η2=0.014）。事后检验表明，15—24岁组的得分显著高于45—54岁组。55岁及以上组再次参与意愿更高（M=4.50），但无显著组间差异。这表明，青少年群体是深度参与的主力。中年群体参与最浅，“签到式参与”（平均深度仅 3.23） 是其典型表现。老年群体或代际文化需求潜力需引起重视。

3.3.3 不同供给模式下的公众参与差异

如表7所示，被调查者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主导供给的占比48.6%，企业参与供给占比19.8%，社会组织协同占比15%，公民自主供给占比16.6%。不同供给模式下公众参与频率、深度、再次参与意愿、服务质量和兴趣匹配度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参与频次上，政府主导（M=6.20） 显著高于其他供给模式（WelchF(3,82.4)=26.84, p<0.001,ω2=0.28）。参与深度上，政府主导显著低于其他模式，社会组织协同最高（M=3.97；F(3,249)=10.29, p<0.001, η2=0.11）。在再次参与意愿 （F(3,249) =4.65, p=0.004, η2 =0.05）、服务质量 （Welch F(3,102.6)=5.02, p=0.003, ω2=0.08）、兴趣匹配度 （Welch F(3, 101.2)=6.71, P<0.001, ω2=0.12） 上，社会组织和企业参与模式均显著高于政府主导模式。

表6 社区公共文化公众参与度个体差异（n=253）

图3  社区公共文化公众参与度个体差异（n=253）

表7不同供给模式社区公众参与行为（n=253）

4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对公众参与影 响 机 制 多 元 回 归 分 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ommunity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upply mode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4.1 公众参与频次的影响机制分析

将参与频次作为因变量，不同供给模式 （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民自主） 作为自变量，人口变量和服务特征 （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度） 作为协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8所示，分别以政府主导模式、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公民自主模式为基准时得到模型1-1、1-2、1-3和1-4。所有回归模型拟合较好，VIF小于5，残差图符合正态分布，德宾-沃森系数 2.216，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和自相关。供给模式和其他变量可以解释参与频次的21.4%的变化。

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供给模式及其服务质量是影响基层社区公众文化参与频率的核心驱动因素。在供给模式效应方面，政府主导模式在公众参与频次上显著优于其他模式。模型1-1表明，以政府主导为基准时，其他模式系数均显著为负 （企业参与β=-0.329，公民自主β=-0.315，社会组织 β=-0.310；p<0.001）。在其他所有

模型中，政府主导模式系数显著为正 （β>0.41，p<0.001)，参与频次优势稳定在 41%—43%。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和公民自主供给模式三者之间无显著差异（|β|<0.02，p>0.9），均对参与频次无影响。这也与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政府项目月均参与频次6.20次，显著高于其他模式（2.33—2.42次）。

服务质量在影响公众参与频次上发挥核心作用，是唯一全模型显著的正向预测因子 （β=0.378，p=0.003），服务质量每提升1单位，公众参与频次增加37.8%。这可能与政府主导模式下社区文化设施和活动易于获得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兴趣匹配度在促进公众文化参与频次上呈现悖论效应，即对参与频次产生显著负向影响（β=-0.25，p=0.05）。这表明文化消费高的用户可能因为筛选效应或替代效应等原因减少参与。人口变量集体失效，性别、年龄、学历、收入、空闲时间、活动距离等对参与频次均无显著影响 （p>0.8)。这可能与参与频次主要由供给特征驱动、行政力量突破人口限制或供给内容同质化有关。

4.2 公众参与深度影响机制分析

将参与深度作为因变量，不同供给模式作为自变量，人口和服务特征变量作为协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如表9所示，分别以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社会组织、公民自主模式为参照时得到模型2-1,2-2,2-3和2-4。所有回归模型拟合较好，VIF小于5，残差图符合正态分布，德宾—沃森系数为1.885，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供给模式和其他变量可以解释参与深度近60%的变化。

研究发现，供给模式的深度悖论凸显，即政府频次优势与深度劣势形成鲜明对比。公众文化参与深度需要服务质量、兴趣匹配和空闲时间三重驱动。①供给模式效应反转，政府主导模式在参与深度上转为劣势。模型2-1表明，以政府主导模式为基准时，其他模式系数显著为正 （β=0.112—0.142，p<0.05)，社会力量在提升深度上更具优势，其中社会组织表现最佳 （β=0.142，p=0.002）。这也与上文描述性分析结果一致，政府项目公众参与深度3.07 （最低），社会组织3.97 （最高）。②兴趣匹配在公众参与深度上发挥核心价值，是最强正向预测因子 （β=0.332，p<0.001），兴趣匹配度提升1单位，深度增加33.2%。③服务质量影响持续有效。与模型1相比，服务质量在公众参与中保持稳健影响（β=0.242，p=0.007），但是效应弱于参与频次模型 （β=0.378）。④资源约束效应显现。空闲时间对参与深度产生显著正向影响（β=0.167；p=0.001）。收入则产生负向影响（β=-0.102，p=0.030<0.05）。中等和中低收入群体深入参与，高收入者参与更浅层。

表9 参与深度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初审：田甜      复审：朱晓航   终审：马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