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7月，又一批年轻人走出校园，踏入社会。该选择稳妥的单位还是自主创业？该专业对口还是遵从内心，干那些让父辈看来“不可思议”的事？随着国家就业政策的三次变革，由“统包统分”、双向选择再到自主择业，工作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的位置和意义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老单位人、新职场人，记者试图在与他们的对话中，勾画“业”在当下中国人心中的内涵和图景。

就业

50后：“‘业’不就是等着被单位选吗？”

“工作是个人性格、当时各方面的环境和条件综合促成的，有几个人可以主动选择？”

7月的一个午后，服下大把的药片，手捧一杯白开水，谈子溪坐下来，开始慢悠悠地讲述自己的人生。

1953年，谈子溪出生在四川合江一个农民家庭。经历了上山下乡，在成都一家工厂当了6年工人后，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届考生，他1978年考上四川大学经济系。

满心期待一份在银行或者政府机关的工作，然而系主任一句“子溪，你文章写得好、思路清晰，适合继续读书、搞研究，国家正需要你这样的人才”点醒了他。1982年春天，将满30岁的谈子溪拿起课本，准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生考试。

性格决定命运。入学后，班上有的同学积极参加各类学术会议，会上勇敢地向相关领导陈述自己的观点，毕业后就直接留在了原国家计委等重要的政府部门，谈子溪则安安心心地等待分配工作。

谈子溪毕业的1985年，正值中国刚刚引入市场概念，原国家计委出台体制改革办法，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范围的一年。苏醒的中国经济急切需要向外学习，谈子溪所学的世界经济专业毕业生炙手可热。

当时还实行毕业生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由本人选报志愿，学校推荐，用人单位择优录取的就业政策。虽然没有在各类学术活动中崭露头角，但是安心做研究的谈子溪因为所学专业的热门，还是得到许多用人单位的青睐。中国银行等几大国有银行都向他伸出橄榄枝。

“能解决两地分居吗？”上大学时已经结婚成家的谈子溪首先考虑的是与爱人团聚。

“可以解决，但是需要排号。”

急于解决两地分居问题的谈子溪选择到马上能给自己分配住房的全国总工会工作。

进全总前，相关领导许诺要成立世界经济研究室，但后来因为体制、机制、领导变更等问题，全总的经济研究室并没有建起来，谈子溪的专业也没有用武之地。大多数时间，他都埋首于文书写作。

“有没有感到专业被荒废了？有没有想过变动？”

听完谈子溪的讲述，记者问道。

“有过，但是想到还要重新开始，又有点害怕变化，还是放弃了。”

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中，谈子溪就如风平浪静的一汪湖水，脸上鲜有生动的表情。

“我们这代人大多数不都是在哪一干就干一辈子？”说这句话时，谈子溪略显无奈地笑了。

“你每天会早到单位吗？”

大致谈完自己的经历，谈子溪忽而采访起记者。

“我就看不惯我女儿每天早上起来拖拖拉拉，完全可以早到单位十分钟嘛！”

在30年的工作生涯中，无论领导布置的工作有多难，谈子溪从来没想过讲条件。“国家发你这份工资，就要认认真真干好。”

作为经历过上山下乡、恢复高考后的一代人，谈子溪的经历就似这一代人的一个脚注，经历丰富，是他这代所特有的标签。

90后：“‘业’要符合内心”

比起父辈习惯了做一颗“螺丝钉”，生于1994年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李佳琳更愿意把主动权抓在自己手里，对于未来自己要做什么，他们有着明确的、甚至不能妥协的坚持，对于何为好工作也有着独特的标准。

“我的同学有选择去支教的，有放弃专业转做电影的，还有专业对口去了投行、五大会计师事务所、跨国企业等金融机构的。我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敢于去追寻自己真正有兴趣、有热情的事。”

这个7月，李佳琳走出清华园，收拾行囊，将奔赴美国耶鲁大学统计学系继续深造。她说自己有一个记者梦，之所以选择继续深造，是希望能用统计的技能更好地帮助自己去分析各种各样的问题，通过数据去分析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

“经管学院的毕业生有去做记者的吗？”“就算没有，你为什么不能做第一个呢？”4年前，填报高考志愿时，李佳琳与院长钱颖一的对话，4年后，在更多的清华经管毕业生身上兑现。

“我原来设想毕业后去著名金融机构工作，出入写字楼，拿着高薪，打扮时尚。但是大三时听过一场‘美丽中国’在清华的宣讲会，我内心亢奋了很久。”同为清华大学2016届毕业生的苏日娅，毕业选择了由“美丽中国”非营利教育机构组织的支教项目。

苏日娅这种毕业选择，有点儿类似正在欧美年轻人中流行的间隔年（gapyear）。初入职场之前，年轻人会做一年的旅行，体验不同国家地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了解世界的多样化中，帮助自己找到真正想要的工作或者人生方向。

而触动苏日娅决定做这一决定的，源于大三时她参加的为期两周的“美丽中国”短期支教。那次支教让她开始从“小我”中走出，去探寻“大我”的价值。

“我之前是在众人面前说句话都会脸红的那种人。但是去了乡村小学，站在上百名学生和老师面前说话，我从他们那里感觉到想听我再多讲一些的渴望，我想把自己所知道的都给予他们。”

一路从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成长起来的苏日娅说，走到贫困地区，才知道中国教育资源分配是多么不均衡，自己是多么幸运。“之前看到了世界不美好的一面时，我总是想着去逃避，去斥责，从没想过去怎样让它变得美好一些，现在不一样了。”

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主动去做去问，而不是停于去想抑或踟蹰不前，90后身上，呈现出不同于他们父辈的起而行之的行动力和洒脱劲儿。

60、70、80后：寻找后的踏实与安放

“要是俞敏洪当年对我说，老周，我开了个火锅店，请你回来当店长，我想我多半不会回来。”

7月的一个下午，54岁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总裁周成刚对记者说。

周成刚1984年毕业于苏州大学外语系，以优异成绩留校任教，1996年，34岁放弃教职，自费赴澳洲留学，1998年以全澳洲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英国广播公司（BBC）亚太节目部工作。2000年，周成刚又放弃年薪10万英镑的工作，接受俞敏洪的邀请，加入民营教育培训企业。

为何放弃在大学已有12年教龄的稳定工作，卖了房子，自费留学？

回望20年前的这一选择，周成刚说，那是源于欲望，“想看看外面世界的欲望，想看看自己另外可能性的欲望。”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和决定无不受到周围的影响。1984年走出校园的周成刚，面对的还是相对平静的社会生活，时光走过十年的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进入第二个高增长的活跃期，周成刚发现，周遭的同学、同事有移民的、有去国外读博士、有辞职办公司的，“必须要出去看看才能跟上这个时代。用鼓励我出国的一位来苏大访问的澳洲教授的话，‘周，为了告诉你的学生世界是如何多样的，你也要出去看看。’”

随着周成刚回国加入新东方，时光又走过了16年。从创办新东方上海学校、分管出国咨询业务，到集团副总裁直至总裁，职场上成功的同时，中国经济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与涌动，让周成刚感到时光好似回到20年前。

“每个人身上的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比如有的人总喜欢有新鲜感，喜欢创新的感觉，但是也许会因此让人不够专注，走不长远。”

2015年，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及互联网带给传统教育领域学习方式的冲击，大笔资本涌入在线教育领域，新东方教育机构也出现高管离职创业风。不仅仅是周成刚所在的民营企业。央企、国家机关，也出现了一股如20年前的辞去公职“下海”潮。

“每当我走在新东方的大厅，看到孩子们那种渴望走向世界的眼神，我就想把自己知道的和他们分享，这和当年当大学老师时感觉很像。这些年我经历了新东方作为国内第一家教育类企业在纽交所上市，看着这个企业的成长，很有成就感。当一个人的兴趣爱好、自身擅长以及市场需求恰好契合，这样的职业选择就是完美的。”

周成刚加入新东方时曾不回避地表示，不想在BBC一眼望见50岁时的生活。如果说当年辞去苏州大学的教职去澳洲留学、辞去BBC高薪加入新东方，两次选择都是基于对未来的期许、对当下生活的不甘，那今天的他，面对自我的长与短，以及如何在职场中安放自己，有着清晰的研判。

“也许我更适合做高级经理人，而不是创始人。比如一起去餐馆吃饭，老俞总喜欢尝试没吃过的菜，而我总是喜欢点吃过的菜。‘转型’现在是一个流行语，好像一个人一辈子做一件事、待在一个机构，已经严重脱离了社会。但是，真正了解自己才是改变的前提。”

在创业洪流和职业天花板的诱惑面前，比周成刚小十岁的江山则选择了重新起跑。

从小在农村长大的江山，1994年从天津大学法律系毕业后，作为国家就业政策由“统包统分”转向自主择业第一届学生，通过双向选择，来到天津市的一家国企。

“当时找工作，稳定性是第一位的。因为家里一路把自己供出来非常不容易，就想着能找份稳定的工作，在城市里安定下来，早早成家立业，让父母放心。”

但是工作了近二十年，在企业也当了主管行政的副总裁后，江山发现职场上的所谓平顺，并不能让自己“满足”。

“我其实是一个特别不爱说服别人的人，也不喜欢程序化的工作，这从我喜欢户外运动中就能看出来。也许人到了中年，才明白想拥有一些东西，必须断舍离。”

2015年年初，当一个朋友邀请江山加入自己新创建的一家销售有机农产品的在线销售平台时，江山用了一个星期思考，同意了这位朋友的邀约。

“一周的思考中，我忽而想起公司派我去哈佛学习时，一位教授讲的话，‘在你我的心中都有五样东西，分别是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当我们要挑战更高的高度、去找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时，关键是有没有勇气去做。”

后来，江山随朋友去北京郊区的一个有机农业种植基地考察，儿时的生活没有一点隔膜般地映现眼前，江山坚定了加入创业公司的决心。

“我们的生活是有其他选择的。生命除了有成为流水线的一分子，完成竞争或效率的人生意义外，还可以有更多的意义。”

“以后叫我‘江农夫’好啦！可能后半辈子我都要与土地和农民拴在一起了。”

帮助农民，让更多的人因自己的努力而吃上健康的食品，收获健康。今天的江山，已然成为健康农业的义务宣传员。

今天再问他，如何看待“业”？他说，“业”，更像是一个人所追逐的梦想，所设立的一个目标，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载、一种寄托。

（应受访者要求，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来源：《人民政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