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不仅是指物质生活的共同富裕，也是指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1]。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人民群众对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保障全体人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已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议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实现文化普惠的重要举措。随着公共文化服务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先后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等政策文件，持续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2]。然而，受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配置与地理区位等因素影响，城乡居民在文化资源获取、文化参与和文化消费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异[2]。尤其在农村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不足与需求错配并存，文化普惠目标尚未充分实现[3]。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诸多构成要素中，设施建设具有基础性地位，是文化资源供给、居民文化参与和文化消费习惯培育的重要空间载体。理论上，公共文化设施通过降低参与成本、扩大资源覆盖，有助于促进公共文化普及并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公共文化设施的空间布局、供给绩效与居民满意度[2，4]，针对不同类型设施能否有效促进农村文化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量化研究仍相对不足，影响了政策评估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基于此，本研究利用 2013—2019 年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含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从文化普惠视角系统考察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艺术场馆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和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样本起点定为 2013 年，系因 2012 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的修订引致统计口径的实质性变化，以确保数据跨期可比；样本终止于 2019 年，则因 2020 年文化娱乐休闲服务行业单季营业收入跌幅高达 59.1%[5]，公共文化机构受到一定影响[6]，若纳入这一期间的数据，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误；2021 年后的数字文化消费结构性崛起亦使该阶段数据与前期基准态势存在不同，不宜合并处理。本文旨在回答：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能否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是否有助于缩小城乡文化差距？不同类型设施的作用是否存在异质性？研究结论将有助于深化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效果的认识，并为优化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推进均等化提供经验依据。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与城乡文化差距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基本文化权利保障与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安排。但受经济发展差异等因素影响，目前国内的文化资源配置在不同社会群体与空间单元之间存在部分结构性不均衡的问题，城乡之间在文化设施供给、服务内容与参与机会等方面仍存在差距[2]。进一步的微观研究表明，农村地区不仅面临公共文化设施数量不足的问题，其供给内容与居民实际需求之间亦存在错位，导致供需结构性失衡[3]。与此同时，公共文化服务考核具备较强弹性，服务绩效难以量化，相关部门在执行中往往会遭遇一定困难，使实践效果有时难以达到预期[7]]。因此，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关键不在于供给规模本身，而在于其能否转化为居民的实际参与行为，进而影响城乡文化差距。已有研究多聚焦制度供给与政策安排，针对“设施供给—行为转化—差距变动”的完整传导机制开展的实证检验仍相对不足，这也构成了本文的核心研究议题。

（二）理论框架：文化可及性与文化能力扩展

理解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机制，需超越“设施是否存在”的物质层面，转向对居民实质性文化能力的关注。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为本文提供了核心分析视角。其将发展界定为实质性自由与可行能力集合的扩展，将贫困界定为能力的剥夺而非单纯的收入不足[8]。据此，文化普惠的实质不在于设施的物理提供，而在于能否切实扩展居民的文化参与能力与文化选择自由，即文化可及性（Cultural]Accessibility）。文化权利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维度，公共政策应着力消除阻碍个体参与文化生活的结构性障碍[9]]。基于这一框架，本文分析焦点不是“设施是否建设”，而是“设施建设能否实质扩展居民文化能力，并最终转化为文化消费行为”。

布尔迪厄指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共同形成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贫困限制了主体的文化资本积累，而文化资本的匮乏又遮蔽了其向经济资本转化的可能，形成代际传递的恶性循环[10]。在布尔迪厄的分析框架中，文化场域本身具有隐性门槛——博物馆、艺术演出等文化场所以文化资本存量作为准入条件，客观上将文化资本不足的群体排斥在外。这一洞察对本文具有关键启示：不同类型公共文化设施的参与门槛存在结构性差异，若将其混同处理，则可能遮蔽政策干预的异质性效果，因此有必要对不同设施类型的影响加以分类识别。同时，刘易斯的贫困文化理论提示我们[11]，文化参与不足不仅受资源约束，也受长期形成的文化惯习制约，即贫困文化的封闭性与代际传递性意味着供给端的设施投入能否有效转化为需求端的实质参与，还取决于居民文化需求能否被激活。

基于上述分析，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素养普及可通过改善文化资源可及性和扩展文化参与能力，对文化资本相对匮乏的农村居民产生更大的边际影响，并进一步转化为文化消费行为变化，从而在一定条件下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但囿于数据条件，本文无法直接测量文化可及性与文化惯习，只能以设施供给规模作为间接代理指标。

（三）公共文化设施的作用机制

文化设施供给如何影响居民文化消费？现有文献揭示了三条相互关联的机制路径：其一为资源供给路径，即公共文化设施通过提供低成本甚至免费的文化资源和活动空间，降低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门槛[12]，并通过知识资本的累积效应促进人力资本提升[13]，进而带动文化消费支出增长。其二为文化可及性路径。根据能力方法理论，公共文化设施的核心价值不仅在于提供文化产品，更在于扩展居民获取文化资源和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集合。对于农村居民而言，图书馆、文化馆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降低文化参与的时间成本、空间成本与信息获取成本，提升文化资源的实质可获得性，进而提高文化参与能力，最终转化为文化消费行为。从这一意义上讲，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政策效果不仅体现在资源供给数量的增加，更体现为居民文化能力的实质扩展。其三为习惯养成路径。基于“消费中学习”（Learning]by]Consuming）与“理性成瘾”（Rational]Addiction）理论，居民通过初次接触低成本文化服务逐步确立文化偏好，并引发对同类文化产品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形成文化资本的渐进积累与“棘轮效应”[14,15]。文化消费作为需求弹性较高的非必需消费，公共文化服务的低成本供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居民原本的市场化文化消费，从而产生挤出效应。因此，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对文化消费的净影响取决于能力扩展效应与消费替代效应的相对强弱。三条机制的实际作用会因设施类型、服务对象与地区条件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这是既有研究所普遍忽视，但对政策设计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因此，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对文化消费和城乡文化差距的影响并非单向确定，而是资源供给效应、能力扩展效应、习惯养成效应与挤出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其最终效果具有不确定性。

（四）研究假设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三个递进式研究假设。

H1：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会影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其影响方向与作用程度有待进一步检验。

公共文化设施通过降低文化参与门槛、提升文化资源可及性以及培育文化消费习惯，可能促进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但由于公共文化服务对市场化文化消费存在替代效应，其总体影响方向与强度取决于不同机制的相对作用。

H2：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会影响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其作用方向具有条件性特征。

由于农村地区文化资源基础相对薄弱，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可能对农村居民产生更大的边际影响，从而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距。但若资源配置和服务利用更多集中于城市，则可能弱化甚至扩大城乡差距。

H3：不同类型公共文化设施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和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异质性。

由于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在参与门槛、服务内容、功能定位及目标群体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对文化参与能力提升和文化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并不相同，因此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作用方向和影响强度。

二、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和《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据此构建覆盖我国 31 个省（区、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集。样本区间设定为 2013—2019 年，共计 217 个观测值。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系数矩阵分别见表 1 和表 2。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设定两个被解释变量，分别对应研究假设 H1 与 H2。其一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采用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元）衡量，反映农村居民参与文化生活的实际消费能力；其二为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元），由城镇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减去农村居民人均文化娱乐支出计算得出，数值越大表明城乡文化消费差距越显著。统计数据表明，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北京市的城乡文化消费差距最为突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东部沿海地区也处于较高水平；而西藏、青海、甘肃、宁夏、贵州等西部地区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相对较小。总体上，城乡文化消费差距表现出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递减的空间分布特征，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与文化消费不均衡程度之间存在较强关联。

2.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省级供给数量。根据公共文化设施的基本类型及数据可得性，具体选取艺术场馆数、文化馆数、文化站数、公共图书馆数和博物馆数（个）五类实体设施指标。同时，考虑到数字基础设施在文化资源传播与文化可及性提升方面的重要作用，引入互联网宽带端口数（万个）作为信息基础设施的代理变量，共六项解释变量。上述指标分类检验，旨在识别不同类型设施对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异质性影响，以验证假设 H3。

3.控制变量

参照既有文化消费研究成果[16],17],18]]，本文从以下四个维度引入控制变量。第一，经济能力维度。文化消费作为非必需品，与居民经济资本和价格水平密切相关，引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元）和文化产品价格指数（以上年为基期）加以控制。第二，文化资本积累维度。居民既有文化资本存量会影响其文化消费倾向，引入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和滞后一期文化消费支出（元，反映文化消费习惯）进行控制。第三，政府投入维度。财政资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投入可能对居民文化消费产生影响，引入政府文化固定资产投入（万元）和人均文化事业费（元）加以控制。第四，城乡结构维度。城乡经济社会结构差异可能影响文化消费差距，故引入基尼系数（无量纲）和城镇化率（%）进行控制。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 1。表 2 报告了各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总体来看，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与互联网基础设施、艺术场馆和博物馆建设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城乡文化消费差距与文化馆、文化站等普惠性文化设施呈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不同类型公共文化设施可能存在差异性影响。同时，部分解释变量之间存在较高相关性，如公共图书馆数与文化馆数、文化站数的相关系数均超过 0.8。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以确保后续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模型设定

为检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和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本文基于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在模型选择上，通过 LSDV 法（Least]Square]Dummy]Variable，最小二乘虚拟变量法）对聚类标准误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对应 p 值为 0.000，强烈拒绝混合回归的原假设；Hausman 检验结构的 p 值为 0.0335，在 5%水平上显著拒绝随机效应假设；年份虚拟变量联合显著性检验不显著，因此排除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综合上述检验结果，本文最终采用省份单向固定效应模型，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𝑅𝐶𝐶𝑝𝑡

= 𝛽1𝑁𝐸𝑇𝑝𝑡 + 𝛽2𝐴𝑅𝑇𝑝𝑡 + 𝛽3𝐶𝑇𝑅𝑝𝑡 + 𝛽4𝑆𝑇𝐴𝑝𝑡 + 𝛽5𝐿𝐼𝐵𝑝𝑡 + 𝛽6𝑀𝑈𝑆𝑝𝑡 + 𝛾1𝑋𝑝𝑡 + 𝛼𝑝+ 𝜇𝑝𝑡

𝐷𝐼𝐹𝐹𝑝𝑡

= 𝛽1𝑁𝐸𝑇𝑝𝑡 + 𝛽2𝐴𝑅𝑇𝑝𝑡 + 𝛽3𝐶𝑇𝑅𝑝𝑡 + 𝛽4𝑆𝑇𝐴𝑝𝑡 + 𝛽5𝐿𝐼𝐵𝑝𝑡 + 𝛽6𝑀𝑈𝑆𝑝𝑡 + 𝛾1𝑋𝑝𝑡 + 𝛼𝑝+ 𝜇𝑝𝑡

其中，下标𝑝代表省份，𝑡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𝑅𝐶𝐶𝑝𝑡为省份𝑝第𝑡年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𝐷𝐼𝐹𝐹𝑝𝑡为城乡文化消费差距；𝑁𝐸𝑇𝑝𝑡、𝐴𝑅𝑇𝑝𝑡、𝐶𝑇𝑅𝑝𝑡、𝑆𝑇𝐴𝑝𝑡、𝐿𝐼𝐵𝑝𝑡、𝑀𝑈𝑆𝑝𝑡分别为互联网宽带端口数、艺术场馆数、文化馆数、文化站数、公共图书馆数和博物馆数；𝑋𝑝𝑡为控制变量向量，包括人均可支配收入、文化产品价格指数、平均受教育年限、农村（城市）文化消费滞后一期、文化固定资产投入、人均文化事业费、基尼系数和城镇化率；𝛼𝑝为省份固定效应，捕捉所有影响省份𝑝但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𝜇𝑝𝑡为随机误差项。由于面板数据可能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本文采用聚类稳健标准误（cluster-robust]standard]errors，聚类层级为省份）对标准误进行修正，以确保推断结果的可靠性。在回归中，农村居民受教育年限和平均收入可视为部分经济和素养维度上文化能力的代理变量。需要说明的是，模型（1）和（2）估计的是设施数量对两个被解释变量的简化式总效应。受限于数据条件，本文未对文化整体可及性（含居民文化能力）、习惯养成进行独立的中介效应检验，估计结果仅能反映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综合影响。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检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及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本文分别以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和城乡文化消费差距为被解释变量，采用省份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3。互联网宽带端口数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0.084，p<0.01），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缩小城乡文化消费差距。这一结果与第二部分理论分析中文化可及性路径相吻合：互联网通过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文化参与的空间门槛，切实扩展了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能力，与阿玛蒂亚·森关于能力扩展的理论预判一致。但其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直接提升效应不显著，表明互联网当前更多的是发挥差距收窄效应，而非直接拉动农村文化消费增量。

艺术场馆数量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具有正向影响（0.626，p<0.1），即艺术场馆拉大了城乡文化消费差距，而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直接促进效应不显著。这与布尔迪厄关于文化场域门槛效应的理论判断高度吻合：艺术场馆以较高的文化资本存量作为隐性准入条件，其实际受益群体集中于文化资本积累较为充足的城市居民，而非文化资本相对薄弱的农村群体。假设 H1 与 H2 关于艺术场馆效果的预判得到验证。文化馆作为县级及以上政府设立的公益性群众文化事业机构，主要承担公益性艺术普及与辅导、公共文化资源统筹与基层指导、大型群众文化活动的组织等职能，服务半径覆盖县城及周边，其数量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具有显著负向影响（-7.067，p<0.01），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亦呈负向影响（-1.001，p<0.1）。文化馆组织的专业培训、名家讲座、大型演出等活动多集中于县城举办，由于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信息获取渠道、自身文化能力的限制，农村居民实际到访和参与的门槛相对更高，故文化馆数量的增加并未转化为农村居民可感知、可利用的文化服务供给，反而可能通过挤占基础设施的资源投入，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城镇居民拥有较为丰富的文化消费渠道，文化馆作为替代资源，可能产生较为显著的挤出效应，从而使得城乡差距在总体上呈现收窄态势。这一结果说明，文化馆在现阶段的政策效果更多地体现为城市端消费的结构性替代，而非农村端文化消费能力的实质性提升，与能力方法的理论预期存在一定落差。

公共图书馆数量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3.835，p<0.01），支持假设H1 的预判。图书馆兼具知识资源获取、自主学习空间和多元文化活动功能，参与门槛相对较低，具备较强的包容性，能够有效发挥棘轮效应，促进农村居民文化资本的渐进积累，与消费中学习理论的逻辑相一致。然而，图书馆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表明其缩小差距的效果尚不稳健，有待进一步的地区分类检验。

博物馆数量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呈现显著负向影响（-0.253，p<0.05），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则不显著。博物馆的参与具有一定的文化资本门槛，且在现有运营模式下展品内容更新较慢、服务对象相对固定，对农村居民的文化参与激励作用有限，反而可能因占用公共文化资源而产生一定替代效应。此外，结合近期基层调研报道说明，不少县域及乡村博物馆存在“千馆一面”“重展陈、轻阐释”的问题，展览内容与本地居民的生活经验和认知习惯之间存在错位[19]，这可能是博物馆未能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产生正向拉动的现实原因之一。

文化站属于乡镇（街道）层级，是国家最基层的文化事业机构，规模远小于文化馆。回归结果显示，其数量对两个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均不显著，表明文化站建设尚未形成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有效带动。这与既有基层调研发现的现象相印证：武汉大学课题组对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跟踪观测显示，尽管财政投入持续增加，但到站访问人次逐年下降，部分农家书屋甚至因长期无人问津被村民戏称为“农家锁屋”[2]。这一现象的根源可能还在于有些乡镇综合文化站存在职能弱化、阵地利用不充分的问题，部分文化工作者在编不在岗、专职不专干[7]，设施挂牌但缺乏常态化服务供给。

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p<0.01），但系数较小，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影响系数远大于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论断相符——文化资本的积累更多依赖于教育而非经济资本的简单提升，持续推进城乡教育均等化是提升农村居民文化参与能力的根本路径。文化产品价格指数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负向影响，符合需求弹性预期。滞后一期文化消费支出对当期消费呈现负向影响，反映了文化产品的准耐用品属性——上期文化消费的满足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期的边际消费意愿。文化固定资产投入和人均文化事业费对两类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均较弱，表明当前公共文化财政投入方式的传导效率有待提升。城乡文化消费差距方程中，各控制变量均未达到显著水平。

（二）空间异质性分析

考虑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背景，已有研究指出文化消费水平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17,20]。据此，本文依据国家统计局经济地带划分标准，将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地区，分别进行子样本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见表 4。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 10 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 6 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12 省（区、市）；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3 省。

从互联网基础设施来看，其对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的显著正向影响集中于西部（0.031，p<0.01）和东北地区（0.068，p<0.1），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显著缩小效应则集中于中部地区（-0.210，p<0.05）。这一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的文化普惠效应在欠发达地区和文化资本存量相对薄弱的地区更为突出，与假设 H3 关于地区异质性的预判一致，也与阿玛蒂亚·森能力方法所强调的边际能力提升效应在能力基础薄弱群体中更为显著的逻辑相吻合。

从文化馆来看，其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负向影响在东部（-6.499，p<0.05）、中部（-6.123，p<0.05）和西部（-7.632，p<0.01）均显著，而在东北地区不显著。文化站对城乡差距的缩小效应在中部地区有所体现（-1.524，p<0.05）。这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互印证，表明文化馆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效果具有一定的跨区域稳健性，但这一效果的实现路径仍以抑制城市端消费为主，而非全面提升农村端消费能力。

从艺术场馆来看，其对农村居民人均文化消费的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可见，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扩大效应在东北地区显著（2.654，p<0.1）。艺术场馆在经济相对落后、文化资本积累较为薄弱的地区不仅未能提升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反而产生了差距扩大效应，进一步印证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门槛理论的解释力——高雅文化设施的服务对象与农村低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结构性错位。

从公共图书馆来看，其对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显著负向影响在东部（-35.312，p<0.1）、西部（-24.137，p<0.05）和东北地区（-115.061，p<0.1）均有所体现。这表明，图书馆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具有跨区域的一致性，但在中部地区效果不显著，可能与中部地区文化消费结构的特殊性有关。

从整体来看，各类公共文化设施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直接拉动效应均不显著。这与东部农村经济文化基础相对成熟、居民文化资本存量较高的现实相符，说明在东部地区，单纯依靠设施数量扩张已难以有效提升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政策重点应从供给数量向服务质量、数字化水平和内容创新转型。这也与公共文化服务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政策导向高度契合。

此外，为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将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数量指标替换为经济含义相近的机构数指标，保持其余变量和估计方法不变。对比可知，各主要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影响方向及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高度吻合，前文结论稳健。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 2013—2019 年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基于省份固定效应模型，系统检验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站、博物馆、艺术场馆及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水平和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并结合地区异质性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对文化普惠的实际效果呈现明显的类型分化：不同设施的作用方向与强度差异显著，如将各类设施混同处理会遮蔽重要的结构性信息，分类评估是准确识别政策效果的必要前提。

第二，互联网基础设施与公共图书馆是当前效果最为突出的两类投入。互联网建设在扩大农村文化消费和缩小城乡差距方面均表现积极，且效果集中于中西部及东北等欠发达地区，与阿玛蒂亚·森的能力方法关于扩展文化可及性的理论逻辑相吻合；公共图书馆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具有稳定的正向拉动作用，契合消费中学习与棘轮效应的理论预期，是现阶段最能切实提升农村居民文化参与能力的实体设施。

第三，艺术场馆与文化馆的效果均低于理论预期，但成因不同。艺术场馆因其较高的文化资本门槛，实际上加剧了城乡文化消费差距，印证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理论对高雅文化设施服务对象偏向性的判断；文化馆虽然在统计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这一效果主要通过抑制城镇居民的替代性消费实现，而非农村居民文化消费能力的实质提升——其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本身呈负向影响，说明文化馆的资源投入存在向县城集中、挤占基层文化资源的风险。文化站和博物馆的整体效果不显著，其背后既有基层文化站“挂牌空转”、部分专职人员在编不在岗等因素，也有博物馆展陈内容与农村居民实际需求错位的现实原因。

第四，东部地区各类设施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直接拉动效应普遍不显著，表明在文化基础较为成熟的地区，政策重点应从设施数量扩张转向服务质量、数字化水平与内容创新。这也与公共文化服务由“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政策导向相契合。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其一，差异化配置公共文化资源，优化设施投入结构。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应优先保障公共图书馆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与运营，充分发挥其在激活文化需求、扩展文化可及性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对于艺术场馆，在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应审慎扩张，着力推进内容下沉和服务适配，降低文化参与门槛，使其切实服务于文化资本积累不足的农村群体。

其二，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投入的绩效评估，建立以文化参与能力提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政府文化财政投入对居民文化消费的传导效率有限，其根源在于当前公共文化项目的评估机制尚不健全，重建设规模、轻服务效能导致资源投入难以有效转化为居民实质性的文化参与。为此，建议建立覆盖项目全周期的评估机制，在立项前充分开展居民文化需求调查，以需定供；在建成后建立常态化的服务效能跟踪评估体系，以实证依据指导后续资源配置决策。

其三，因地制宜地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公共文化设施的政策效果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村居民文化消费和城乡文化消费差距的影响更为敏感，而东部地区则需在供给质量和数字化服务创新上着力。均等化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量各地区的文化资本存量、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需求差异，避免以统一供给标准替代差异化服务策略。

受数据可得性、研究范围与方法设计等现实约束，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样本区间仅覆盖七年，公共文化设施对文化消费习惯的影响本质上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当前结论更多反映短期效应，其长期动态路径有待更长时间跨度数据的检验；二是以设施数量规模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未能充分纳入服务质量、数字化程度和实际利用率等效能维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结论对精细化政策设计的针对性。此外，因内生性问题，本文估计结果更适宜理解为一种经过调整的稳健统计关联，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因果效应。上述局限也构成了未来研究可继续深化的方向。


（初审：田甜      复审：朱晓航   终审：马艳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