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静  邱嘉萱  郑建明

摘  要  公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延伸，对其研究主要体现在公共文化服务治理、公共文化治理能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公共文化空间治理、公共文化法人治理六大主题方面。当前主题研究总体上沿政策议题而推进，在研究内容上由宏观框架逐步延伸至具体机制，由单点向多域铺展并贯通多类对象。论文经过分析认为后续研究宜强化跨学科整合与在地化阐释，并完善治理绩效评估与能力提升的工具体系，以推动该领域迈向系统化和实践化的新阶段。

关键词  公共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治理；乡村文化治理；治理能力


0  引言

文化是民族发展的精神血脉，是人民生活的精神追求。中国语境下的“公共文化”由“群众文化”发展而来，从广义上看，是能够融入群众生活、为群众所接受且经过国家机构认可的文化，其内容涵盖文化设施、物品等物质层面，文化体制、政策、机构等制度层面，以及信念、意志、精神等观念层面。其中，图书馆作为核心公共文化机构，既是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的关键节点，也是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重要载体，在公共文化资源整合、传播与共享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共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文化领域的延伸，隶属文化治理范畴，对重塑文化认同和巩固文化自信至关重要。《“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提升文化治理效能。作为本土化概念，公共文化治理内涵丰富，强调各利益相关者对整体文化环境、公共文化事务、公共文化服务的共同管理，本质是文化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治理的核心参与主体，其治理模式创新、服务效能提升与协同机制构建，直接关系到公共文化治理的整体成效。以公共文化为对象和内容的文化治理，已成为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立足点。而图书馆正是通过提供普惠性文化服务、保障公民文化权益，成为这一立足点的重要支撑。此外，公共文化本身也是一种治理的形式和手段，图书馆通过文化传承、社会教育等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参与社会治理，体现了公共文化治理的柔性价值。在此背景下，本文致力于通过系统性的文献梳理，客观呈现国内公共文化治理研究的整体态势，深入挖掘主题内容，尤其关注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在治理中的实践与价值，以期为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1  公共文化治理研究主题提取与归纳

近年来，数智化技术的赋能使公共文化领域涌现新的体验场景，引发公共文化内容、服务、管理等多方面的问题，亟须业界、学界关注并对其进行有效治理。图书馆在数智化转型中面临的资源数字化、服务智能化、协同网络化等挑战，正是公共文化治理在具体机构层面的微观映射，其治理实践为公共文化治理理论提供了鲜活案例。

为保证文献质量，本文以北大核心数据库和南大核心数据库（包含CSSCI和CSSCI扩展版）收录的期刊论文作为数据来源进行检索，以便全面地了解和分析公共文化治理研究的整体态势和主题内容。为精准地对论文进行主题抽取与提炼，本文在Python环境中搭建Sentence-BERT+UMAP+K-means+C-TF-IDF模型，利用Sentence-BERT算法和K-means++聚类方法，采用C-TF-IDF在主题级别衡量词项权重，进而梳理公共文化治理的主题。目标文献总计147篇，从中挖掘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完成分词和停用词清洗后，全部摘要输入Sentence-BERT+UMAP+K-means+C-TF-IDF模型，并针对数据特点调参。首先，在向量化环节选用paraphrase-multilingual-MiniLM-L12-v2预训练模型，使中文摘要获得一致的句向量表示。随后，降维阶段将UMAP的邻域数设为40，以捕捉更大范围的语义关系；再把嵌入压缩到10维，将最小距离参数调为0.3，形成适度的簇间间隔，使主题边界更易区分。全程采用余弦距离衡量相似度，并固定随机种子确保实验可复现。接下来在低维空间使用K-means++进行聚类，通过多轮实验比较主题可解释性后，将聚类数定为6，兼顾语义覆盖面与粒度细腻度，同样锁定随机种子以保持结果稳定。最后的主题表征环节以2-4元语块构建词频矩阵，引入C-TF-IDF并结合BM25权重弱化高频噪声，再分两步提升关键词纯度：先在每个主题内部剔除被更长复合词完全包含的子串，随后跨主题去除重复词，保证各簇标签互不重叠。经过上述筛选，每个主题保留得分最高的10个特征词作为最终标签，从而获得结构清晰、判别度高的集合。

2  公共文化治理研究主题演化及整体态势

从上述主题发表的年度情况来看，研究主题初期相对集中，以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为核心，主要围绕图书馆、文化馆等具体文化机构的运营管理展开。其中，最早进入学界视野的是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研究从绩效评估与基层协作展开，为后续议程提供实践起点。随着治理理念的深化，治理理念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多围绕权责协同搭建制度框架，也成为早期研究的中心议题。此期间主题逐渐拓展并细分，按文献数量降序排列，分别是公共文化服务治理、公共文化治理能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公共文化空间治理和公共文化法人治理。

之后，由于政策出台与推进，对于公共文化治理研究出现了第一次明显增长。政策出台对公共文化治理研究的牵引作用贯穿始终，可以说是政府重视与发展初级阶段并存的阶段。早期研究多围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要求展开，聚焦于设施建设、服务均等化等基础问题。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等重要政策陆续颁布，研究方向迅速响应政策重点，由单纯的服务供给转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传统文化延伸至数字文化治理等新兴领域。在实践中，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也在加速扩展，主体互动、网络协同和制度供给等框架逐步成型；关于政府职责、价值取向与治理使命的讨论同步加强，研究焦点由必要性论证转向实现路径；政府在制度设计、资金资助与平台建设上不断加码，也不断带动服务治理与数字治理形成双轮驱动。随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迅速上行，从资源与平台建设延展到流程再造与数据治理；同时，法人治理以组织架构与理事会运作为抓手，在个别年度（如2015、2017年）表现突出，强调规范运行与权责边界优化。然而，从总体发文规模、方法成熟度与证据积累看，研究仍处于扩容与奠基的初级阶段，年际波动明显，热点集中在个别高峰年份。具体而言，乡村治理率先进入视野，服务治理逐步成为主线，围绕供给结构调整、主体协同与制度配套展开；数字议题快速上行，数据要素整合、平台协作与流程再造同步推进；法人治理与公共文化空间治理呈阶段性活跃，分别指向组织规范与场景化落地。近年来对于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的研究又呈现出多主题并进和数量再度攀升的态势。其中，数字议题与治理能力的联动成为主要动力，与乡村议题在实践层面相互呼应。一方面，数字治理将能力建设纳入主体、机制与目标的耦合框架，通过共治共评、双向评价和系统化指标推动持续改进；另一方面，乡村领域累积经验，构建环境、结构、过程的一体化模型，提出可复制路径，带来新的增长点。与此同时，公共文化空间治理在城市更新与社区场景中呈现阶段性活跃，强调空间再组织、服务触达与行为引导等微观机制。总体来看，数字议题与服务治理相互支撑，治理能力与法人治理提供制度与方法基础，乡村与空间议题承载应用场景与实践反馈。研究已由概念铺陈转向机制运行与能力评估的协同推进，并在多场景验证中形成稳健的知识增量。

就研究类型指向主题结构看，模式路径与基础理论构成主要入口，其后是体制机制，其余类型起到补充与校准作用。可以说，研究类型也由基础理论逐步延伸至模式路径、体制机制、评价与影响等多维度，形成对象与方法相结合的分层体系，研究主题依托学科理论从单一聚焦向全域覆盖。横向涵盖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乡村文化等多层面，由机构运维迈向体系治理，城市与乡村、线上与线下等场景议题同步推进；纵向贯通理论建构、实践创新与制度改革，学科依托更加鲜明，以图书情报领域为母体吸纳公共管理与空间研究的方法，实证覆盖持续扩大但仍不均衡。研究类型由概念阐释走向路径、机制与评价的组合设计，形成问题识别、方案生成与反馈优化的闭环。例如，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侧重治理理念与概念厘清，以夯实理论根基；乡村治理依托地方案例，提炼可复制路径；公共文化空间治理依据城乡差异，提出针对性策略。

服务治理作为主要承载领域，常以模式路径推动供给机制与协同关系的重组，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能够落地的运行机制与操作方案。数字治理与模式路径联系紧密，着力点主要在区域集群，健全资源保障、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均等化，并以标杆管理和顶层设计强化制度供给。治理能力与基础理论之间的连接以概念辨析、边界厘清与结构划分为先导，为后续变量界定与研究展开提供学理支撑。体制机制对服务治理的直接支撑，更多体现为协同治理的制度安排与组织化供给，重视制度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及沟通参与平台的完善。乡村与空间治理具有鲜明的场景取向，聚焦供需空间壁垒、服务可达性与空间优化，并提出以需求为导向、加强公共数字文化供给等治理转向。法人治理研究围绕存量调整与增量创新提出多种路径，如事业单位企业化运营、股份制合作，以提升治理效能以及协作的稳定性与透明度。政策研究则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揭示工具结构与合力问题并提出立法与工具优化等改进方向。在此基础上，能力建设路径进一步被细化至人才、技术与社会共治等维度，推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因此，从理论应用通向主题的匹配看，显现出一系列清晰的内容线索。

其一，以多中心治理为代表的治理取向为服务治理提供基本框架，用于规范协作关系、明确制度与主体边界并组织供需。其二，数字治理更多对接信息资源管理视角，强调围绕信息要素与环境的统筹与协同，将技术与数据的安排上升为制度性议题。其三，治理能力与评价研究之间形成方法闭环，以能力范畴与结构建模，以指标体系与测评工具推动以评促建和以评促改。其四，依据文化治理理论构建围绕服务治理的绩效评估框架，验证干预成效并提升成果的可迁移性。其五，法人治理在制度层面提供外部约束与程序保障，通过明确组织边界、权责结构与议事规则，支撑跨主体协作。其六，政策过程研究引入间断均衡分析框架，解释议题兴衰与制度变轨，并将文本分析、路径设计与实施评估串联为证据链。

整体而言，研究内容从宏观框架深入微观机制，但在理论应用上还存在局限性。首先，早期研究多侧重于公共文化治理的宏观框架构建，以治理范式提供理论支撑，用评价闭环保障执行落地。如探讨治理体系的整体架构、多元主体的角色定位等，形成对治理模式的基础性认知。其次，随着近年来研究内容不断向微观机制深入，研究中更多关注环节性问题与实践细节，以场景发现问题，由问题决定方法，并与相关理论结合，把复杂问题转化为可度量、可复用的指标，从而在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中探索具体的模式路径和体制机制，相关研究既有理论论证，也有典型案例分析，且普遍认为应形成多元治理主体格局。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中，学者们也常以成熟理论为指导、典型案例为借鉴、算法为工具，探索治理模式和实践路径。在公共文化治理能力研究中，组织建设与能力建设同步推进，以法人治理稳住协作秩序，以能力评价带动持续改进，推动服务体系和数字治理共同提升。如郑建明团队围绕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展开系列研究，既涉及基础理论，也包含治理能力评价的思考，其他学者也对其现代化提出了见解。最后，在公共文化法人治理中，学者们多借鉴国外经验，总结我国改革中的问题并提出实质性建议。但仅不到两成的研究借鉴和应用了经典理论，且多为治理相关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元治理理论等，理论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仍有拓展空间。

3  公共文化治理研究的主题内容分析

3.1  公共文化服务治理

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是一种技术手段、运作机制或权力结构安排，更是一种价值理念。目前，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研究主要关注基础理论、模式路径和体制机制三个方面。

（1）基础理论研究。将治理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他们认为，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从“福利”“权利”“管理”向“治理”转变，是公共文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亦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关键。社会需求的发展拓宽了公共文化服务的概念、功能和视野，有必要重新建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需主体关系、价值关系和对接关系，以实现供需主体同构、供需价值同创和供需服务同治。在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指导下，公共文化服务还应该遵循服务主导逻辑，追求价值理性（公共性和外部效益）而非技术理性（内部效率）。随着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着眼于整合公共文化资源，以促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为核心价值。在这一价值取向下，服务供给方式与公众参与机制应兼顾城乡与区域的均衡布局，并通过整体化的制度设计协调政府、社会团体与公众的协作关系，从而实现治理目标与服务实践的有效衔接。

（2）模式路径研究。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模式，在肯定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重视和鼓励社会力量有序和积极参与，打破了由政府一元主导文化管理的传统局面。多元治理主体格局在学术界已然达成共识，值得注意的是，治理主体多元化导致其他治理要素（如权力运作方式、职能行使方式、治理机制、沟通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对此，李少惠和尤佳就公共文化服务治理模式的构成要素分别进行了阐述。此外，为了激活多元主体的参与效能感，进一步完善多元治理模式，学者们还提出了以协商、信任凝聚多元参与利益，以善治、多元互嵌重塑治理结构，以及调整结构性内容、重构风险监控过程、转变责任分担方式等公共文化服务多元治理的优化路径。

（3）体制机制研究。不少学者致力于探索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制机制的创新方案。翟小会提出，应以需求管理理念为原则，以文化治理理论为指导，促进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制创新，助力解决公共文化服务供需脱节、效能不高等问题。徐琳航和杨志军认为，当前公共文化服务存在“治理超载”现象，可以通过设置以领导小组为核心的纵横统筹机制、“申请—考评”的上下互动机制、“联席会议—部门参与”的左右协同机制，分解庞杂事务，破解眼下矛盾。此外，学者们还讨论了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制”合作治理机制、设施治理机制、网络治理机制及针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协同治理机制等。也有学者基于标准化发展视角，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路径、监督与评估反馈机制五个方面，系统分析了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治理机制。

3.2  公共文化治理能力

持续优化公共文化治理能力，才能不断激发公共文化的生命活力。该主题研究围绕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和公共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两条主线展开。就前者而言，学者们不仅辨明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与文化治理能力等相近概念的区别和联系，阐释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内涵，探析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提升路径，还从以评促建的角度思考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评价原则和评价内容。例如，郑建明团队提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是一种制度性技术性概念，包含制度理解能力、技术转化能力等；对其评价应该综合考虑不同治理主体所具备的不同治理能力，如社会组织的创新创意能力。后者更加强调“现代化”这一动态过程，同步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重视制度建设，也关注效能提升。倪菁等认为公共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通过制度体系运作实现公共文化从传统管理转向现代化治理的过程，具有民主化、协同化、创新化等特征。为提升公共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冯永财等建议从文化引领力、文化认同力、文化共治力三个维度共同发力，陈建提出强化文化资源的系统整合和公民文化权益的保障，通过制度设计与技术创新带动治理水平整体跃升。

3.3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

从2010年的“文化数字化建设工程”到2022年的“文化数字化战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文化数字化建设，且已逐步完成从国家文化云到地方文化云平台的搭建，提供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然而，公共数字文化为公共文化发展注入新活力的同时，也打破了传统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的规则。一方面，公共文化机构之间交互不足，公共文化数据多源异构特征显著，导致公共文化数据开放与流通困难；另一方面，文化数字化实践重工具理性、轻价值理念，导致公共文化数字化转型的内生性动力不足。这些现实困境吸引了学界不少关注，学者们或依据成熟理论来思考和指导破局方案，或通过经典案例来审视和总结优化路径，或以算法赋能公共数字文化全局性治理。例如，夏红梅借鉴资源依赖理论和控制权理论，分别提出针对政府和非政府主体的建议，以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合作治理绩效；郭若涵和徐拥军以Europeana项目进行映射分析，验证由主体协同、资源协同、服务协同和技术协同构成的数字文化遗产协同治理逻辑框架，并针对这四个协同要素提出具体的实现路径；廖楚晖提出公共数字文化全局性协同治理的算法决策模式，以实时优化现有的信息资源配置问题和体系机制。

3.4  乡村公共文化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属于乡村治理和文化治理的交叉范畴。当前，在乡村公共文化领域，文化“功利化”问题突出，文化服务“碎片化”特征显著，文化扶持只“送”不“种”，文化改革缺乏有效政策工具支持，自上而下的文化惠民工程也无法真正满足乡村地区常住人口的文化需求。学界已然关注到这些问题，在乡村振兴和文化强国战略的双重引领下，学者们对乡村公共文化治理的模式路径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致力于解决乡村公共文化发展困境，促进乡村场域的有效治理。中国乡村具有“千村千面”的特点，相关研究多从典型案例切入，在分析具体治理模式的基础上，或诊断存在问题，或总结成功经验，进而提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乡村公共文化治理有效路径。例如，李少惠和何志强选取贵州滚龙文化进行案例分析，发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治理的资源选择模式，具有简约治理、科层治理、整合治理三元逻辑并轨的特点；靳浩辉介绍了浙江省农村文化礼堂嵌入祠堂的案例，通过分析祠堂文化与公共文化的互嵌过程，呈现“双名制”这一消解各类紧张关系的社会治理艺术；王凤姣和石慧昌从威海市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多元共治实践中总结出成功经验，即共治环境要协同化、共治结构要多向化、共治过程要整合化。此外，为助力乡村公共文化治理，学者们从不同层面给出具体的优化路径：宏观层面重视对参与机制、支撑机制、助力机制、监管机制的强化，中观层面注重数字技术对供给旨向回归和治理资源升级的赋能，微观层面强调对民族民间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对乡村文艺队伍的培育。

3.5  公共文化空间治理

一切生产和人类活动都离不开空间，公共文化亦是如此。从概念上来看，公共文化是指发生在公共空间里的，关于文化资源的展示、传播和共享。过去的公共空间以实体场馆等现实空间为主，随着数字技术革新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现下的公共空间还包括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等虚拟空间。已有学者从空间维度对公共文化治理进行拓展，如张波和任艺璇基于空间生产理论，搭建了公共文化治理的物质生产空间、社会组织空间和精神文明空间的三维空间结构。尽管相关政策一直强调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但不少学者在研究公共文化空间治理时，仍对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场域进行了区分。一方面，城市公共文化空间作为文化记忆的对象，对保存历史文化、形成文化身份认同等意义重大，当前主要存在“功能”与“文化”分化、场馆设施布局不均、馆内活动品质参差等问题。为有效破局并实现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善治”，学者们提出可供参考的模式路径，如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公共文化新业态的空间布局；从文化记忆传达、文化价值导向、文化活动参与三个维度，实施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精细化治理。另一方面，乡村公共文化空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虽已出现跨域融合与共建共享的趋向，但仍面临供给悬浮、碎片与不均衡等壁垒，自主供给与制度供给错位加剧了供需失衡。治理上应坚持需求导向，推进乡镇与村庄文化空间破界融合，重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并以公共数字文化为突破口，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智惠”供给。从空间重构看，可沿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三个维度推进，经由地方依赖与情感认同两种机制促进居民幸福感提升。

3.6  公共文化法人治理

法人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的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界提出，也可译作“公司治理”。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模式较为成熟，不少学者在介绍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思考符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路径。鉴于图书馆是最先开展法人治理结构试点的公共文化机构，张皓珏详细介绍了美国LYRASIS理事会的组织属性、具体职能、议事程序等，并从治理主体、组织架构、理事会职能和决策过程四个方面提炼出可供中国参考的美国经验；刘翠霞梳理了英美法三国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的类型与模式，提出公共文化基金会模式、政府和市场合作的股份制模式等五种创新法人治理的实现路径。此外，部分学者调研了中国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践现状，通过经验总结与困境分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或指出有待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方向。例如，在我国“自上而下”命令式管理的文化体制机制制约下，治理主体权责不清、理事会难以落实自主权，是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有效破解这一困境，有学者提出以文化行业协会为中介，通过中介式治理模式避免政府的过度干预。

4  公共文化治理研究展望

公共文化治理的研究丰富与拓展了公共文化和文化治理理论，也关系着相关研究的本土化进程。然而在当前公共文化治理研究中存在明显的理论应用层面上的不足，从调研的文献来看，仅有不足两成的文献引入经典理论，且集中于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等传统框架，而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借鉴较为匮乏。这种单一化的理论应用现状，与公共文化治理涉及文化、社会、管理等多领域交互的复杂属性形成鲜明矛盾，难以解释多元主体博弈、文化价值转化等深层问题。同时，现有理论多源自西方语境，与我国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的文化治理体制适配性不足，导致研究对基层治理中政策落地偏差、社会组织角色虚化等本土问题的解释力较弱，与我国公共文化治理转型“夯实本土性基础”的首要特征存在差距。因此，未来研究需着力推动跨学科理论融合与本土化适配，既要引入相关学科理论解析公共文化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优化多元主体协同机制，以破解单一理论的局限；又要结合文旅融合、乡村振兴等战略背景，将西方治理理论与“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理念相结合，构建符合本土实际的分析框架，增强对本土治理实践的解释力，为形成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奠定基础。

除单一化的理论应用现状外，对于文化治理的实证研究在覆盖面与方法深度上也存在不足，需强化数据取样与混合设计。实证研究薄弱是当前公共文化治理研究的突出短板，多数研究仍以理论推演为主，实证类文献占比偏低，且现有实证研究质量不高，多为单案例描述或统计罗列，缺乏对照组设置、长期追踪等科学设计。这与公共文化治理极强的实践导向属性相悖，因为该领域需要通过实证检验来验证“政府购买服务”等治理模式在不同地区的适配性。同时，现有实证研究多聚焦发达地区，对中西部乡村、少数民族地区等治理薄弱区域的覆盖不足，导致研究结论难以支撑全域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与治理实践中“精准施策”的需求脱节。鉴于此，未来应从两方面强化实证研究：一方面扩大实证覆盖范围，通过大样本调查掌握不同区域的治理差异，如城乡公共文化设施使用率的差距，通过多案例比较提炼特色治理模式，为差异化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优化研究方法设计，引入混合研究方法，如量化统计与深度访谈相结合，既通过量化数据识别治理效果的影响因素，又结合访谈解析具体治理场景中的微观机制，提升研究结论的实践指导性。

最后，对于现有公共文化治理效果与能力研究，通过调研发现目前研究多聚焦于治理模式、路径等过程性议题，对治理效果与能力的结果性研究明显滞后，这与公共文化治理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与群众文化获得感为核心目标的导向存在偏差。当前不仅缺乏统一的治理绩效评价指标，导致“治理成效如何衡量”成为未解难题；而且治理能力研究较为碎片化，对相关测度维度的界定模糊，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要求中“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部署不相匹配。基于此，未来研究需重点构建科学的评价体系与提升路径：一方面，本着文化治理的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充分体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标准化、均等化、公益化、非营利化等特征，设置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构建治理效果评价体系，为验证相关治理模式、路径的有效性提供标准；另一方面，围绕治理实践需求，细化治理能力的具体指标，明确治理能力构成，为各地诊断治理能力短板提供工具，助力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文章刊自《新世纪图书馆》2025年第9期，图表略，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