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历史逻辑、中国特色与未来展望

摘 要 新世纪初，我国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初步构建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该体系基础上拓展深化与创新发展，完成了我国公共文化供给制度的现代性转型，服务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大使命，在推进文化均衡发展、增强发展动力、加强服务供给、推进融合发展、创新体制机制、完善法治建设等方面取得突出进展。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既遵循全球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也立足我国实际和制度优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国家主导，集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动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方式与手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展望未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需要健全高质量的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要素均衡发展，推动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跃上新台阶，以“大文化事业”思维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谋划迈向文化强国的高水平公共文化发展战略。

0 引言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总结新世纪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主要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时代任务。国家把公共文化事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推动制度创新、实践创新，创新发展了新世纪以来形成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框架，构建并完善了保障十四亿人口基本文化权益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完成了我国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的现代性转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

关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研究，已有文献阐释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想内涵、基本特征和主要任务，提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下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思路，从治理视角梳理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成就。但对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的历史逻辑、主要进展、“中国特色”等重要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将对上述问题开展研究，旨在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基础理论，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供参考。

历史逻辑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展现出来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本研究从历史视角厘清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演变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指向过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新世纪以来以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为目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拓展深化和创新发展，是我国公共文化供给制度的现代性转型过程；面向未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大使命有着必然联系。

1.1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1.1.1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发展、服务型政府建设背景下，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而构建。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推动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变革，而传统的文化供给体制已与之不相适应。同时，在新公共管理理论影响下，我国政府向服务型转变，为人民权益和公共利益提供保障的公共服务成为重要职能。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国《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生效，尊重和认同其中关于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条款，保障和实现人民文化权益成为一项国家义务。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划分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公益事业，以此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概念，明确政府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职能。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标方向的明确，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和基本框架逐步被提出和构建。200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基本框架，包括公共文化产品生产供给、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建设、公共文化资金人才技术保障、公共文化组织支撑、公共文化运行评估。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公共文化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六大任务”，即保障人民群众读书、看报、看电视、听广播、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

1.1.2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构想，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2015年1月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目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主要目标，明确了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任务，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四化一改革”，即标准化、均等化、社会化、数字化和体制机制改革。

1.1.3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拓展深化与创新发展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拓展深化与创新发展。保障全体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目标一以贯之，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文化权益保障体系的思路一以贯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开放性供给原则一以贯之。新世纪初提出和构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明确了政府职责和公共文化服务范畴，将文化机构和职能部门统筹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框架下发展，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开展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免费开放，实施一系列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彰显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与普惠性。同时，持续转变政府职能，开启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进程。这些工作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积累了丰富经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入新阶段。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新时期我国公共文化发展方向和发展方式的新表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冠以“现代”一词，表明我国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从认识和行动上开始集中进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现代性构建。体现在将现代化的理念、制度和方式手段全面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更加注重推动体现文化发展时代趋势、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社会化建设，进行更加适应我国国情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改革，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现代意识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制、运行机制。

1.2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面向未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大使命有着必然联系。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作为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制度设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具有历史发展必然性。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促进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现代性转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传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双重发展逻辑中走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根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始终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继承传统、辩证取舍，找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价值共识点，赋予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形成公共文化服务产品，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文化生活。可以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新内涵和新形象，促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在造就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民族性和主体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性举措。文明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和积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需要从推动文化繁荣做起，而文化繁荣是由多种社会实践活动共同推动的。区别于文化产业中文化产品的供给渠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防止公共文化产品获取两极分化的基础性制度设计。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坚持普惠均等、惠及全民的原则，通过组织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滋润心灵、陶冶情操、提升素养，同时发挥全民阅读、全民艺术普及等职能；通过建设世界一流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推动全社会文化繁荣，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因此也成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推动全社会文化繁荣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础性举措。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构建起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开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广泛覆盖，到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实现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转变，取得突出进展。

2.1 统筹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

普惠均等、惠及全民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要义。十年来，我国通过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等方式，有效解决了地区、城乡、人群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不均衡问题。

推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首要任务。2015年1月，我国发布《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进行标准化，明确列出纳入国家财政保障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保障水平。按照要求，省级、地市级和县级政府结合地方实际基本出台了实施标准和服务目录，形成了覆盖全国的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体系。2021年3月和2023年7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先后印发包含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在内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年版）》和《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年版）》，两版标准不仅列出了服务项目和保障水平，还明确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责任和牵头负责单位，增强标准实施的可操作性，筑牢公共文化服务均衡发展的基础。

我国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历史欠账较多，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普惠均等，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贫困地区。2015年11月，文化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十三五”时期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规划纲要》，对覆盖839个县的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行专项规划，加大资金、项目和政策的支持力度。到2020年，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有七成县级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达到了国家建设标准，实现了县县有流动文化服务车，98%的乡镇建成了符合国家标准的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免费开放政策得到落实，涉及贫困地区的省（区）中，有八成足额落实了“三馆一站”免费开放地方配套经费。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取得显著效果。以县域为单位的公共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改革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城乡均衡发展上成效显著。截至2022年6月，全国分别有92.90%和94.02%的县（市、区）建成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总分馆，分馆总数达9.7万个，畅通了优质资源和服务向基层下沉、向农村延伸的渠道。“十四五”以来，各地大力推动城乡基层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截至2023年9月，已建成33 500多个，促进了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的品质提升，不断弥合城乡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差距。

在面向大众提供普遍性服务的同时，各地也关注到服务人群的多样性特征，着力消弥人群均等鸿沟，对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服务，如嘉兴市针对视障人群、婴幼儿和老年人的“悦心听读本”服务获得了国际图联国际图书馆营销奖。

2.2 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

我国在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主体责任的基础上，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增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动力。

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是社会化的主要形式，当前已发展出整体购买、项目购买等多种方式。2019年，各级政府用于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财政支出近50亿元；2020年，63个第一、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城市的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资金达40.65亿元，占当年63个城市文化事业费总额的11.25%。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实现机制不断创新，2017年以来，全国公共文化服务产品采购大会定期举办，形成的供需双方有效对接、资源优化配置、以需定供的购买机制日益成熟。

社会力量参与成为管理运营数量庞大的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方式，包括部分运营、整体运营和连锁式运营多种模式。截至2022年6月，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管理运营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总分馆达2.2万个，占已建成分馆总数（9.7万个）的22.68%；社会力量参与建设、管理运营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有6 386个，占总数（18 109个）的35.26%。

文化志愿者广泛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成为推动公共文化发展的有生力量。到2021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登记在册的志愿者达到1 414万人；志愿服务呈现专业化和组织化发展趋势，“春雨工程”“阳光工程”“圆梦计划”等全国性和地方志愿服务品牌做大做强，志愿服务在人民群众自我创造、自我表现、自我供给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支持社会资金设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基金，成为公共文化发展经费的有效补充。2022年，湖南省株洲市依托市文化馆开设了群文艺术发展资金账户；2023年初，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与中国文化馆协会共同设立了全民艺术普及专项基金，这是我国公共文化领域第一个面向全社会的开放性、普惠性基金。

2.3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服务供给

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服务供给向着品质化方向发展，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和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更加丰富优质，经典诵读、草坪音乐会、街头艺人、艺术沙龙、大师课程、乡村“村晚”等品质化、特色化的服务和活动，满足了人民群众高品质、个性化的精神文化需求，解决了公共文化服务中低端供给过剩、高品质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国家更加注重引导公共文化服务品质化发展，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开展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遴选工作等最佳服务实践的评选工作，激励各地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内容与方式；2022年，我国群众文化政府最高奖——“群星奖”增设了广场舞和群众合唱奖项，也体现了引领群众文化活动向高质量发展的导向。

为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品质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各地开始探索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践，北京市东城区出台了《北京市东城区公共文化设施优惠收费服务指南》，在美后肆时·景山街道市民文化中心等机构开展优惠收费服务试点，上海、广州也开展了相关实践。

2.4 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科技融合发展

十年来，在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全国性文化数字化工程的基础上，我国继续通过数字化手段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实现了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全部具备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服务能力；2015年由中央财政专项资金支持的数字文化馆试点开始实施，加强了对数字服务能力相对薄弱的文化馆的建设。进入“十四五”，资源的数据化与关联、全国性的平台体系建设和智慧化服务应用成为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发展的着力点。由中央财政支持的智慧图书馆体系和公共文化云建设，成为全国公共文化数字化体系的重要支撑。全国性的全民阅读和全民艺术普及数字资源体系正在形成，线上服务内容与功能不断拓展，元宇宙图书馆等公共文化智慧服务场景不断涌现。新冠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服务有效支撑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显示了我国线上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良好的基础和实力。以63个第一、二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城市为例，公共文化在线活动平均次数从2018年的173.90次，增长到2020年底的676.03次，增幅为288.75%；线上服务总人次从2018年的3.72亿人次，增长到2020年底的10.06亿人次，增幅为170.43%。

2.5 创新公共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综合协调机制建立，“大文化”视野下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格局开始形成。2014年3月，由文化部牵头，中宣部、国家发改委等25个部门参加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组正式成立。2018年4月，国家整合文化部和旅游局的职责，组建文化和旅游部，统筹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国家机构的整合和协调机制的建立，变革了公共文化服务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管理体制，形成工作合力。

在国家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融合发展逐步深入。全国172个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机构功能融合试点稳步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功能融合不断深化，各地加强了不同公共文化机构的协作，借助传统节庆和节事活动，多馆联动，采用多样化的方式开展全民阅读、全民艺术普及和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活动，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合力。基层公共文化设施迈向融合发展道路，到2022年初，全国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万个，基本实现了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全覆盖，整合了基层宣传文化、党员教育、科学普及等多种功能，一站式向人民群众提供文化服务。

2.6 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法治建设取得新突破

法治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根本手段。提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法治建设进入历史上力度最大、进展最快的时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性的成果，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法律秩序被构建并不断完善。

2015年3月，国务院颁布施行行政法规《博物馆条例》。2016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以下简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这是一部立足全局、统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各个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明确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原则和规则，确立了各项基本制度，奠定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法律基石。2017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以下简称《公共图书馆法》），这是我国第一部针对公共文化机构的国家层面立法，在中国特色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框架下，为公共图书馆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指引了公共图书馆发展的中国道路。

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协同推进。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有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实施了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条例，《公共图书馆法》施行以后，全国制定或修订公共图书馆地方立法或行政规制11部，这些立法细化了国家立法中的原则规定，也彰显了地方公共文化事业的发展特色。相关部门也出台各类规范和标准，落实法律规定，如为落实《公共图书馆法》确立的公共图书馆年报制度，2022年1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行业标准《公共图书馆年度报告编制指南》；为落实馆藏文献信息处置规范，2022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了《公共图书馆馆藏文献信息处置管理办法》。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高质量发展，实现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的现代性转型，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中国方案、中国道路，既遵循了全球普遍性的发展规律，也立足我国实际和制度优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1 国家主导，集中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

综观世界，各国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做法不尽相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分散保障和依赖社会、市场的特点。我国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属于文化权益保障范畴的内容和职能部门统筹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框架下发展，由政府主导，逐步成为一项独立、系统的国家治理基础性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上相比于西方国家具有特色。一方面，由国家主导构建以普惠均等、公平正义为核心价值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将保障人民的文化权益上升到人人都享有、政府承担基本责任的基本公共服务层面，通过制定保障法律，建立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免费开放制度，加大公共资源投入，能够快速实现水平大致相当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广泛覆盖。另一方面，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国家主导整合政府部门和文化机构，赋予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集中向人民群众提供一整套公共文化服务产品和服务，实现了对人民群众文化享有权的集中保障。

3.2 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与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

国家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具有政治与社会层面的功能性需求，强调满足私人领域的价值与公共领域社会整合的统一。西方国家的文化服务是一项社会福利，旨在缓和阶级矛盾。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充分把握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辩证关系，在功能与使命上强调二者相统一，不仅维护和增进公共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即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则反映出国家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强烈的价值导向，旨在巩固人民共同思想基础，提升人民文化凝聚力。在具体工作方法上，强调把服务群众与宣传引导结合起来，在为人民提供普惠、公益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同时，春风化雨、潜移默化地传播党的方针政策，既满足人民文化需求，也固本铸魂、凝聚人心。

3.3 推动符合中国实际的公共文化服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完善的公共文化制度体系和政府有效的执行能力是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我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不仅是政府职能的整合，更是涉及公共文化服务产品生产与分配的各类关系的整体性变革，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实际、具有现代性特征的运行机制和保障体系。

3.3.1 构建系统完备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

治理体系现代化集中体现在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上，我国不断完善与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求相适应的制度体系，通过立法使各项成熟制度定型，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提供制度依据。

改革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机制，构建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制度。在供给内容上，我国建立了基本公共文化标准制度，通过标准化手段明确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具体内容，强化政府的供给主体责任，促进地区、城乡和人群均等，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公平正义。在供给方式上，过去公共文化服务主要是单一式的政府供给，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推动我国逐步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了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制度，政府的财政保障责任不变，但服务供给主体可由社会力量承担，实行管办分离，形成了多元主体供给的格局。两项改革强化了政府对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责任，同时也让社会和市场的各类资源可以自由流动到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在保障公平的前提下提升了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效率。

改革公共文化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公共文化机构现代管理制度，提升管理与运行效率。图书馆文化馆总分馆制建设基于我国实际，以县域为单位，将松散存在的基层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变为紧密联系的组织体系，实现了基层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向现代组织体系的变革。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着眼于通过建立理事会，落实专业人士、各界群众等利益相关者的法人自主权，为提高管理水平、提升服务效能提供现代体制机制支撑。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整合了宣传部门、文旅部门等各条线的基层文化资源，建立了统一的管理体制，形成基层服务合力。近年来，随着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扩张，引入符合条件的社会力量进行管理运营的改革有效弥补了公共文化机构人力资源不足等问题，发挥了社会力量的专业性和灵活性优势，提升了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管理效率。

立法推动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系形成。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我国大力推动立法与改革实践相衔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博物馆条例》和地方性立法把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固化为法律。特别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中确立的包括基础性制度、针对性制度、政府监管制度、机构责任制度四大类在内的20项制度，形成了公共文化服务制度的基础性框架。

3.3.2 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能力

我国通过法治手段压实政府主体责任，增强了各级政府发展公共文化事业的执行力，确保所需公共资源的持续投入，提升治理能力。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规定的是政府、公共文化机构等主体的责任和义务，保障的是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法律的出台让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政府部门成为履行提供公共文化服务义务的最直接责任主体，调动了政府的积极性和自律性。这集中体现在依法为履行义务提供稳定的财政经费保障上，自2016年起，财政部设立“中央补助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在中央的带动下，许多省份也设立了地方性补助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公共文化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等政策文件的出台，不断明确了中央和地方事权责任与支出责任，确保各级政府落实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责任。

3.4 创新方式与手段，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借助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实现了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整体提升。其中，标准化和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两项工作具有中国特色，对世界各国具有借鉴意义。

3.4.1 以标准化手段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普惠均等、惠及全民是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目标。但实践中，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长期处于“碎片化”供给状态，地区、城乡、人群供给不均等问题突出。横向上，公共文化服务在行政上分属于不同主管部门和机构，供给效率低；纵向上，中央政府与各级地方政府在供给的职责划分上存在交叉与隔离，无法实现整体协调和广泛覆盖。基于此，我国从整体治理的视角，引入现代企业管理中的标准化手段，整合服务、明确职责，建立了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促进了均等化。

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促进均等化的基本逻辑在于，它基于人民群众的基本公共文化需求具有共性和服务供给具有重复性的特点，将在行政上分属于不同主管部门的文化供给内容整合成一套包含读书看报、收听广播、观看电视在内的服务标准，设置量纲值，作为政府的责任承诺统一向公众发布，通过标准的统一推行来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普惠均等。同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制度依托我国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要求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标准来制定实施标准和服务目录，并对地方政府的执行进行监督，确保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广泛覆盖。

3.4.2 以文化惠民工程解决突出矛盾、促进实践创新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是解决公共文化服务突出矛盾和问题的有效办法，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体制优势。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程中，中央和地方政府通过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如“春雨工程”“‘十三五’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在短时间内上下贯通、集中力量解决了许多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问题。

国家文化惠民工程的实施不断促进实践创新，探索出诸多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特别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创建，自启动以来分四批建成120个示范区，覆盖全国1/3的地市级城市，同时还建成了205个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成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创新突破、引领示范的高地，带动了全国共同进步，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探索了路径、积累了经验。第一、二批63个示范区城市在后续发展中成效显著，体现出公共文化服务第一梯队的引领性。2020年，63个示范区城市的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9.52%，平均每册藏书流通次数高出全国平均水平58.18%；近年来，一些有影响力的公共文化领域国际获奖也集中在示范区城市。